为了把对核粒子的初步认识解释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思想的衰退，必须要有一定的精神氛围。量子力学在苏联经过了很长一个时间才被接受的事实[20]以及由于从不确定性的假设出发（尽管有无数次成功的实验）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便简单地认为量子物理学没有说服力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正如卢卡奇相信的那样，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都不存在一个“简单观察者”的主体，他也不会“被排除在辩证过程之外”。对这一论题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事实，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之特定领域中最尖端的工作的研究方向和选择标准，完全是由军事需要，归根到底是由当今世界划分为对立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决定的。美国和苏联的许多主要的现代自然科学家已经不是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为了真理而发现真理[21]，而是直接在为军事需要去发现那些被用来加强国家军事力量的真理。甚至一些更具和平与人道特征的重大发现，在现代政治史上的插曲也和它们在科学史上的插曲一样多。如果不是为了两大世界体系之间的声誉而斗争，我们也许不会有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政治宣传也不会赋予它们以如此的重要性。由于同样的原因，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的事件也不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学的后果（我们别忘了由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在美国引起的广泛震惊）。
自然，在1919～1922年，卢卡奇不可能预言当今世界的所有激烈事件，但是他的观察表明，即使在他写作自己的文章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史知识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卢卡奇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迄止他那个时候，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充满了成功的尝试：人们只需提及欧几里德（Euclid）、牛顿、达尔文、门捷列夫（Mendeleev）和麦克斯韦（Maxwell）的体系便足矣。自然科学已经发展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的确，正如他在第25页指出的：“科学的准确性预设了其要素的永恒性。”但是，这只是指所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要假定的相对的永恒性。人类实践之任何活动的潜能也依赖于这种相对的稳定性。自然现象大多更为恒常和稳定[22]，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即使在它流动时也是如此，质变在此并不像在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简单再生产的活动都会导致资本的积累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交通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就其理论实质来说，那些在体系上忽视了这些历史的人犯了一个后果严重的方法论错误。[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