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的争论中，卢卡奇在其早期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6]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最近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讨论自然辩证法有意义吗？人们通常认为，卢卡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南斯拉夫和国外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持有这种看法。
实际上，在其全部研究中，卢卡奇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既不十分清楚，也没有一以贯之地予以坚持。人们注意到了其著作中的两种不同观点。在一种观点看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是一种理解社会的方法，恩格斯的错误在于步黑格尔后尘，把辩证方法推广为认识自然的方法。
另一种观点更为灵活：必须具体地说明辩证法的不同形式。在程序上，必须区分自然过程的辩证法和历史的辩证法。
第一种观点处于支配地位，而且显然更接近卢卡奇。他相信，“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中，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已被最终发现”[7]。他赞扬马克思使辩证法成为“历史的本质”[8]。
科学的无产阶级立场比黑格尔的立场更先进，这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即马克思主义拒绝承认那种在反映范畴中有一种人类认识的“永恒”阶段，并坚持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思想和生活的必要模式，是思想和生活物化中的模式。因此，我们就可以在历史本身中找到辩证法。[9]
卢卡奇得出了一些和把辩证法扩展到一切存在的全部哲学传统相反的观点。当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爱利亚学派（theEleatics）谈论发展和存在时，人们还不能讨论真实的过程。芝诺（Zeno）之矢依然是一支箭，是一件东西，赫拉克利特之河也还是一条河。
永恒之流依然故我，并无变化，即在质上没有引起任何新的变化。因此，个别客体之刻板的存在面临的正是一种变异。作为整体的永恒形式存在这样一种理论，其背后暴露出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正如那条流动的河流一样，即使它还能在个别客体持续不断的转变中表现自身。[10]
正是在这里，卢卡奇发现了古代世界辩证法的根本局限，这种局限表明了整个古代社会的局限。黑格尔和拉萨尔（Lassalle）都过高地估计了赫拉克利特的“现代性”，因而他们没能克服这种反映在其哲学的玄想—思辨性中的局限。
只有马克思才把事物的客观形式理解为一个过程，因为“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11]。
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第六个脚注中，我们找到了评价卢卡奇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他在这个脚注中认为，马克思把辩证方法限定在历史—社会现实范围内的论述是至关重要的。由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说明所引起的一切误解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一方法扩大到了自然界”[12]。然而，自然界缺乏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及掩匿在作为思想变化之根本原因的范畴背后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
卢卡奇在其他段落中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了严格的区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前者如果以辩证法为基础便可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后者由于其真正的本质则似乎注定是非辩证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例如，他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