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29]
这段引文当然不能被指责为缺乏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但它却是以某种客观主义的方式对待自然规律的，即通过人的实践（praxis）来改造自然没有被充分强调。应该指出的是，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论述甚至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其中，“存在”和“思维”还被看成两种对立的所予，它们的关系主要还是被理解为后者对前者的“反映”[30]。
尽管如此，也不能推出自然辩证法不存在的可能性，其中人的注意力致力于人化自然的过程，即人通过生产、认识和艺术等等而实际地占有了自然过程。
总的来说，卢卡奇对恩格斯和自然辩证法的批判的基本错误在于，他过于狭隘地设想了对现实的改造。在卢卡奇看来，改变现实主要就是废除资本主义。这和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无产阶级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这种简单的理解中，所有理性范畴都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形式和概念形式。这也和他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德文版，244～245页）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也是和卢卡奇关于辩证法只是在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服务的意义上才是革命的信念相吻合的。
当我们考虑到卢卡奇是在一种明显的革命形势下撰写文章，考虑到这些文章对清算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尤为必要时，他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这种局限，他密切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的革命改造的全部理论问题，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31]1919年5月，在他写作《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时，卢卡奇是贝拉贡（BélaKun）苏维埃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长。在10月份，苏维埃政府垮台以后，他在维也纳被捕，但在年底便被释放。在随后直至1924的几年里，卢卡奇接连受到布哈林（Bukharin）、季洛维也夫（Zinoviev）、鲁塔斯（Rudas）、A.德波林（）等人的攻击，这期间他一直在维也纳任共产国际为东南欧洲创办的杂志《共产党人》的编辑并担任包括共产国际大会在内的许多会议的代表和官员。[32]当时，他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因而他的思维方式也强调政治。在后来写作的一些晚期文章和序言中，人们可以感到他在语气上的一种变化。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革命已经失败，新经济政策也被引入苏联：显然，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一个事件。在写于1922年12月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以辩证方法为特征的变化：
这种方法是彻底的历史方法。因此不言而喻，它必须经常地运用于自身，这正是这些文章的根本论点之一。同时，这一观点必须放在真正的位置，这是迫切的现实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这种观点，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现实。[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