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示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差别、种类甚至所有思潮之前，需要简要地指出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所能推导出的结论。迄今为止只是作为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是同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相悖，还是以他的思想为前提条件？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发展阶段通过艰巨的学术努力而达到自己对历史、人以及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实践的新见解时，根本的结论——这是他们区别于到那时为止的哲学家们的根本所在——在于，必须把历史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过程，理解为人类创造的总体，只是为了特殊研究，我们才可能在方法论上划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但应当时刻意识到，这里说的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可分的划分。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均无法超越特定的社会总体，无法超越具体的物质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和其他关系的复杂结构而活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
这样就第一次澄清了关于我们将其称之为历史意识的社会意识的理解，这些意识像人的历史实践的物质方面一样以社会存在为特征。“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4]它们并不能离开人的整个历史而独立地发展，也不存在那种创造着历史而又对自己的活动、对自己的历史现实不假思考，不形成关于这一现实的各种观念的思想以及努力理解和证实自己的历史实践的人们。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总是“为存在所制约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历史中出现的每一个思想均如此，但可以说每一历史思想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一差别中体现出一个思想的历史效用。例如，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契约的社会哲学思想曾有过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历史效应，而同一时期的一些乌托邦共产主义观念则不曾有过历史效应。
然而，人关于自己历史存在的一些意识总是如此，因为不可能把每一意识均归结为它的历史基础。人的意识的创造性，它同自己的现实历史条件相分离的能力，它深远的预见能力也都是人的意识的特征，因此，并非所有意识均拥有我称之为历史意识的社会意识的特征。然而，正是由于意识具有上述“远离”自己的历史现实的能力，在每一有影响的历史意识中，在所有伟大的哲学、社会学和其他观念或创作中，存在着剩余，它们作为“文化剩余”（布洛赫语）无法完全被归结于自己的历史基础。这正是我们今天——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仍能分享古人的哲学和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古代哲人和诗人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在其个体性的创造中也包含了人类普遍性。这是人的思维创造的结果，人的想象并非只是反映，它本质上是创造。
人的意识的这一特征也是思想可以在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实体化，并由此把所有现实均看作是这一实体化的意识的产物的原因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达到自己的立场，就必须批判这些实体化的意识，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费希特和黑格尔体系中的实体化意识。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原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们把对上述哲学以及自己哲学信念的清算提炼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结论，这一清算过程自1842年就已经开始了。得到的根本结论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各种意识形态形式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是那些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从“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意识”出发，而必须从实际的、生活的个人出发，把意识视作“他们的意识”[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