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进入什么环境不以他们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而一旦进入这个环境，他们就会改造它。环境不能离开人而存在，人也不能离开环境，这就是环境和行动的辩证法展开的基础。对任何个人、世代、时代和阶级来说，环境都是给定的，而行动则必须在现成给予的必要条件的基础上进行。[39]环境是行动的必要条件，行动又给环境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人对环境的超越，归根到底不是在他的意识、意图和理想的规划中，而是在他的实践中。实在不是我的意义系统，也不是按照我给予它的意义改变的。人是在行动中把意义给予世界，并在世界中构造出一个意义结构的。当我披枷带锁身陷牢笼时，我可以在我的计划、幻想和想象中，在我的梦幻中把牢笼的四壁变成一个王国，或者变成一个自由的天地。然而，这些理想的计划丝毫不能改变这四壁是个牢笼的事实，也丝毫不能使我在其中所受的拘禁变得更自由。对于农奴来说，“环境”就是他的生活的直接状况，他通过行动、反抗，或在农民起义中间接地给他的环境赋予监狱的意义。环境不仅仅是环境，农奴也不仅仅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和人是实践的构成要素，而实践又是超越环境的基本前提。人类生活的某种状况，相对于要改造它的实践来说，就是不堪忍受的非人道的环境。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行动，他的实践活动赋予环境以意义。社会运动的形式变成它的桎梏，社会的秩序、形态和共存形式是社会运动在其中实现的空间。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空间变得狭窄了，并被感知为束缚和不自由。从霍布斯开始，唯物主义就把自由规定为物体在其中运动的空间。人们曾对这个唯物主义概念作了机械的理解，把它理解为不依赖于运动和物体特性的空间，这一概念发展为社会环境理论，并在下面这种观点中达到了顶峰：自由是一个历史过程，它被“历史载体”（社会、阶级、个人）的活动所扩展和实现。自由不是一种状况，而是一种历史活动。这种历史活动构造出相应的人类共存模式，即构造出一个社会空间。
（三）人
神只对承认它的人才是存在的。一跨出国境线，它就变成了一块木头，就像国王变成平民一样。为什么？因为神不是一块木头，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产物。启蒙运动通过批判使宗教与群众分离，这种批判性观点认为，祭坛、神像、圣徒和庙宇“不过是”一些木头、帆布和石头。从哲学上讲，这种批判低于信徒们的信条，因为神像、圣徒和礼拜堂决不仅仅是一些蜡块、石头和帆布。它们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既不能创造它们，也不能代替它们。上述自然主义概念造成了一种关于社会实在、人类意识和自然的歪曲观念，它把人类意识仅仅理解为有机体适应环境、在环境中定向的生物功能，这种生物功能以刺激和反应两个基本要素为特征。人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一切高等动物共有的意识，但不应用它来说明人类意识的特征。人类意识是一种主体能动性，这个主体构造了作为存在和意谓的统一、实在和意义的统一的社会—人类实在。传统的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物质性，而先验主义则强调作为主体能动性的理性和精神的自主性。这样，世界的物质性与能动性分离了，因为价值和意义并没有雕琢在自然之中，人的自由也不能发生在苔藓、原生动物到人类的因果性链条中。唯心主义把意义从物质实在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改造成独立的实在；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实证论则剥夺了实在的意义。这样，神秘化的任务就完成了，因为，愈是彻底地把人和人类意义从实在中消除掉，这个实在就愈被人们看作是真实的。
但是，即使人们把“人类实在”逐出科学和哲学，它也没有停止存在，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会周期性地出现“唯人类学主义”的浪潮。它们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注意“被遗忘了的”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