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这部形而上的世界宪法（它导致善的胜利，赋予历史以意义，为历史建立理性）不是实在本身的固有结构，而仅仅是世界的历史幻象之一；如果历史不是预先注定的，而且，不存在某种宇宙征兆，使人能够预卜善在历史中的胜利已得到一劳永逸的绝对保障；如果黑格尔的理性（他通过它来沉思历史，从而使历史成为合理的）不是客观观察者无偏见的超历史理性，而是用辩证公式表述的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理性，那么，是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是荒诞的、无意义的，历史与理性是互相排斥的？对历史哲学的批判一开始就暗示着，一种借助天意构造出来的理性是不适合对历史作理性把握的。天意的理性把历史预先设计为合理的，只有在这个未经证实的形而上学假定的基础上，才能构造出“理性的狡黠”、“看不见的手”、“自然的意图”等概念。只有借助这些概念，亦即借助于某种神秘的辩证变形，混乱的、特殊的人类活动才能得出合理的结局。历史之所以是合理的，只是因为它被预先设计和规定为合理的。与这个理性相关，一切不合理的东西，恶与否定、牺牲与受难等，都成了可以忽略的东西，或者是次生性效应。在黑格尔的观念中，历史的理性也并非自始至终都是辩证的。历史理性始终如一的辩证化，要求放弃其形而上学天意的基础。理性不是为了在历史过程中作为理性展现出来而在整个历史之前建成的，相反，它在历史进程中构造自己成为理性。天意观认为，理性设计着历史，并在历史的现实化过程中逐步显露自己。与此相反，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理性最初只能在历史中形成。历史不是预先注定为合理的，而只是变为合理的。历史的理性不是天意的先定和谐之理性，也不是预先形而上地决定了的善之凯旋，相反，它是历史辩证法的斗争理性。在历史的辩证法中，合理性是奋斗的目标，理性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与历史的非理性的斗争中实现的。在历史上，理性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成为理性，在历史事件中显现的现成的超历史的理性是不存在的，历史的理性只有在现实化过程中才能获得其合理性。
人在历史中实现了什么？是自由的进步、天意的蓝图，还是必然的进程？人在历史中实现了他自身。在历史之先或在历史之外，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根本不能成其为人。人实现自身，在历史中人化自身。这个实现过程的跨度如此巨大，以致人赋予自己的行为以非人的特性，当然，他清楚地知道，只有人才能作出非人的行为。文艺复兴发现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人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他所选择的任何一种东西，天使或野兽、人面狮或人面鹿，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这时，有一点立刻变得十分明显：人类历史就是这些“可能性”在时间上的展开。历史的意义就在历史之中：人在历史中阐明着自身。这种历史的阐明（也就是人和人性的形成过程）是历史的唯一意义。[37]
人，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历史不是悲剧，虽然历史中确有悲剧；历史不是荒诞的，虽然荒诞也确实在历史中展开；历史不是残酷的，虽然历史中出现过残酷行为；历史也不是滑稽可笑的，虽然其中上演着一幕幕喜剧。在历史上，各个时代以某种规律性的确定秩序依次出现，但它们决不会达到一个最后顶峰或天启的终结。在历史中，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只是向另一时代的过渡，正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高居于整个历史之上一样。每一个时代都是时间三维度的联结体，它的先决条件根植于过去，它的后果伸向未来，它的结构锚泊于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