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意以不同的名义出现，但问题总是同样的：没有天意，没有“看不见的手”[33]，没有“理性的狡黠”或“自然的意图”[34]，历史将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将会表现为个人、阶级、民族的分散行动的混乱状态，表现为把人们的一切工作都宣判无效的永恒流变，表现为善与恶、人道与反人道、肯定与否定的无穷交替，至于善良和人道在这个斗争中能否最终取得胜利，则没有任何保证。天意是历史合理性的基础和保证。个体利益冲突的实际结果与人们最初的意愿不同，或者说，人类行为的结果与其意图不一致，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所谓“理性的狡黠”、“自然的意图”、“看不见的手”的睿智，并不是文饰这个平凡事实的一些比喻。古典历史哲学假定，人类行动的意图和结果的不一致造成了某种合理的实在。各种人类行动的混乱而不可预测的冲突，人类活动的必然与自由之间的不和谐，人们打算做的和实际上做的事情之间的不一致，他们想象自己扮演的角色和他们实际上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不一致，所有这些造成了某种人们所不曾预期、不曾希望的东西。这里什么是合理的？假如人们可以任意地行动，凭着自己的**和兴趣，去从事他们的利己主义事业，并按照他们的特殊偏见行事，那么历史就不是朝着一个末世的终点前进，而是在理性与非理性、善良与邪恶、人道与非人道之间循环往复，永无穷期。历史将事实上成为一个“邪恶的无神论系统”。如果说历史是合理的和有意义的，那只能是由于某种更高的意图、理性或天意的蓝图在其中表现着、实现着。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是绝对逐渐地一步步展现的过程。人的行动本身没有自己的意义和理性，只是从天意的蓝图和理性中获得了意义和理性。这种历史观有两个重要的含义。按照这个观点，历史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而群众不过是历史辩证法的工具。在历史中实现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但自由归根到底只是一些虚构，因而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也只是一种虚构。这个矛盾表现了古典历史观的伟大之处和它的局限性。古典哲学正确地把历史问题表述为一个公式，但没有解决它。确切地说，它在寻求解决问题方案的过程中，放弃了正确的原始公式。这个原始公式是：在历史中，绝对的规律和绝对的自由都没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在历史中，没有任何绝对必然的东西或绝对偶然的东西，历史是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问题的答案是一个著名的陈述：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自由是臆造的东西。历史要成为合理的和有意义的，就必然是在一个天意蓝图中事先安排好的。在这个蓝图中，历史的个体（杰出人物、民族和阶级）作为先定必然性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代理人而行动。人们在历史中行动着，但他们只是看上去像是在创造历史。历史是必然性（天意的蓝图、先定的和谐）的实现，而历史人物则是它的工具和实施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