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战后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最主要哲学论战是围绕总体性问题展开的。很明显，在理论论争背后有一些实践方面的思考：能不能用革命的方式来改变实在？社会—人类实在能否从根本上作为一个整体来改变，即能否全盘地改变它的总体？或者，是不是只有部分的改变才是可实行的和现实的，而整体改变它的总体？或者说是不变的统一体或者是不可捉摸的境域？具体内容参见卢卡奇和雅斯贝尔斯的论战。
[17] ，FilosofskiiidealismiRrizisburzhoaznoiistoricheskoimysli， Moscow， 1959， p.237.
[18] 关于社会—人类实在本身如何变化，以及怎样从具体总体转化为虚假总体或者相反的问题，我们此刻暂且存而不论。
[19] 谢林早期关于自然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统一的伟大思想，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他的思维也表现出把整体实体化的强烈倾向。下面这段写于1799年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由于有组织整体的一切部分都互相承载、互相支持，这个整体必然高于它的部分而存在。整体不能从部分中推论出来，部分却只能从整体中生产出来。”Schilling，Werke，Munich，1927，Vol.2，p.279。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恶总体”这个术语是科特·康拉德（KurtKonrad）创造的。他在反对形式主义的精彩论战中，把唯物主义的具体总体与结构主义的虚假的恶总体区别开来。参见KurtKonrad，Svárobsahuaformy（《内容形式之辩》），Prague，1934。
[22]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与谢林展开了论战。他对经济总体概念作了批判（在这种概念看来所有的猫都是黑的）。浪漫主义者死抱住总体但他们的总体是空洞的总体，因为它缺乏丰富的联系和规定。浪漫主义把直接性绝对化，省去从特殊到一般的行程，一蹴而就地达到一切东西——神、绝对和生命。这就是浪漫主义者们创作的小说之所以空泛虚华的主要原因。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笛卡儿：《方法谈》，78页，巴尔的摩，1968。
[25] 康德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中推翻了某些人的一种无知的偏见，即认为理论对他们虚构的实践是多余的。但是，他对另一种观念作了更为激烈的驳斥。这种观念认为，理论本身是好的，但不适用于实践。康德写道：“如果一个无知的人认为理论在他假想的实践活动中是不必要的和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一个自称无所不知的人承认理论的学院价值（也许只是当作一种精神体操的价值），同时又宣称实际生活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后者比前者更令人难以容忍。”（康德：《论一条旧谚：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实践上行不通》，42页，费城，1974）
[26] 胡塞尔对理论意向性和实践意向性的区分，对普遍理论综合的先决条件和改变着人类的普遍实践的区别，为20世纪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潜能。
[27] 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的论证是很重要的：“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同上书，5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