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实在是不可靠的，正如它并不仅仅是人的实在一样。实在是作为绝对总体的自然的实在，它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同样也不依赖于人的生存。实在是人的实在，但这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在自然中构造超自然的社会—人类实在，并通过历史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人并非生活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他不是以自己存在的一半栖息于历史之中，以另一半栖息于自然之中，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同时既在自然之中又在历史之中。作为历史的因而是社会的存在，他人化着自然，同时也认识着自然，承认自然是绝对的总体，是自我满足的自因，是人化过程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在赫拉克利特和斯宾诺莎的宇宙学概念中，人承认自然为绝对的不可穷尽的总体。在整个历史中，人通过驾驭自然力、了解自然事件的规律，并通过神话、诗歌等形式，永远地更新着他与这个总体的关系。但是，不管人向自然的接近多么变化无常，不管人在驾驭和认识自然方面有多少进步，作为绝对的总体，自然一直在永恒之中。
虽然在工业、技术、科学和文化中，人所面对的自然是人化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的自然是个“社会范畴”，对自然的认识和控制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是一个在历史中变化的社会范畴。但是，自然的绝对实存不依赖于任何东西和任何人。
“如果人想把自然完全改造成人类的客体、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客体，并使它不再作为不可违拗的自然而存在，那么，他将会使自己丧失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一种文化如果从生活中完全剔除了自然，它就会毁灭自己，就会变成不堪忍受的东西。”[41]
人并不是封闭在他的主观性（他的族类、社会性或主观规划）壁垒之中，仅以不同的方式限定自己，相反，他通过自己的存在，即通过实践，获得了超越自己主观性的能力，获得了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它们的能力。人的存在不仅再生产出社会—人类实在，它还把实在总体精神地再现出来。人存在于世界的总体之中，但这个总体也包括着人本身，包括着他精神地再现世界总体的能力。
只有把人包含在关于实在的构想之中，把实在当作自然和历史的总体来把握，解放哲学上的人的问题才有了条件。没有人的实在是不完全的，而没有实在的人也同样只是一个残片。哲学人类学不能认识人的本性，因为它把人封闭在他的主观性（他的意识、族类和社会性）之中，把他完全从宇宙中分离出来。了解宇宙、了解自然事件的规律，同时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人和人的特征。
人的存在就是社会—人类进程与超人类实在以特殊方式接触和冲突的所在。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的存在以社会—实在的实践性生产和人类实在、超人类实在乃至一般实在的精神上的再生产为基本特征。实践打开了达到人和理解人的途径，同时也打开了达到自然和解释、驾驭自然的途径。人与自然、自然与规律、唯人类学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的二元论，不能从意识的基点来沟通，也不能从物质的基点来沟通。它们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在以上述方式理解的实践的基础上沟通。
辩证法探求“物自体”，但“物自体”不是平常之物，确切地说，它根本不是什么物。哲学研究的“物自体”就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它是人在历史中发现的世界总体和存在于世界总体中的人。
（傅小平 译）
[1] 选自《具体的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