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其趋向和他人的暴力束手无策的分裂的个性却反抗着自身条件的衰败。它感到自己应该为生活赋予意义，但是却无能为力。个性由此发起了反抗。它甚至通过无意识的拒绝方式来反抗，例如神经病和毒品导致的持续“亢奋”（high）引起的自我忘却。但是，它也进行了有意识的反抗：在激进感觉的运动中。这些运动正是在寻觅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能为生活赋予意义的生活方式。
激进哲学不相信救世：它只相信自由的人类行动。然而，其前提条件是有自由人类行动能力的人，也就是说，能为生活赋予意义的人。只有为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的人才能参与合理性的价值讨论从而向上通往哲学的价值讨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激进哲学的责任就是要认识感觉激进主义运动；就是要为生活方式提供它在今天可以赖以为生的价值和劝告——遵循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视角而生活。激进哲学不能逃避回答人类生活的存在论问题这一任务。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人类生活的存在论问题，但是在这里提出一种在今天不仅影响到激进哲学还涉及每一种哲学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哲学希望我们给世界提供一种规范或者为规范提供一个世界。激进哲学希望世界变成人的家园。作为人类家园的世界——是个王国、哲学的“花园”，而其视野一直关切着这个王国。所有人类家园世界之外的事物都不是其王国的一部分，只是“莽丛”（jungle）。哲学的权限包括影响人类生活并且来自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存论问题：它关乎来自于人或人际关系的渴望与痛苦。
与之相对，在哲学的权限之外包括了给人制造眩晕感的事物。哲学面向的是合理性的人并且坚定地保留在可以被合理性思考的领域之内：其合理性的乌托邦始终可以合理性地思考。为人类的想象制造一种眩晕感的事物则无法被合理性地思考；它不可能是哲学的主题。人一想到宇宙的有限或无限就变得眩晕：想到死亡，想到虚无。关于什么使人感到眩晕，哲学应该保持缄默。哲学对于人们应该如何接受死亡的想法有话可说，但是关于虚无它应该缄默。斯宾诺莎说过，哲学思考生而不是死，这恰好表明了哲学与这种“眩晕感”间的关系：他把死亡排除为某些对他来说不存在的事物。哲学无法为宗教的来世提供任何替代物。
因为激进哲学必须回答存在论问题，所以它就排除掉了那些使人“眩晕”的问题，因为没有哲学能够回答它们。同样，艺术也无法对它们作出什么解答，因为艺术也始终只是谈论生，并且把永恒、死亡、世界与人的局限性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来对待。“眩晕”的王国只属于宗教，因为这种体验体现了一种宗教本性。所有不想要宗教的人、所有拒斥宗教体验的人，最好听从斯宾诺莎的建议，并把那些使人眩晕的东西排除在思想之外。
（4）在“人们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上，激进哲学也必须是自己哲学的部分的接受者。显然，人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一问题是其哲学理想所固有的。但是，它们也必须对于人们能够如何行动以及什么行动在今天是有可能的这些问题有所规划，而且很明显，回答什么是有可能的必须在自己的价值基础上来探寻和提供答案。因此，激进哲学的责任之一就是为最广义的政治行动制订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