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激进哲学必须满足“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陈述中所表达的需要。在这种关系中，激进哲学家也必须是自己哲学的部分的接受者。他们的一种合理性乌托邦的理想要求他们承担起在三个不同领域中发展出一种社会理论的任务。然而，所有这三个领域的共同方面就是它们都涉及关于激进乌托邦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它想要什么的可能性，哲学没有提出质疑：它始终假设人们能够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如此，考察应然是否是可能的，以及——更为重要的——它何以可能正是激进哲学家的责任。
①激进哲学必须提出人类学的问题。哲学从人性的理想、从类的理想出发而构建其体系。然而，激进哲学必须回答经验的人类和经验的人性是否适合于实现激进乌托邦的理想这一问题。因为激进需要——激进哲学正是表达了与它们的亲和性——只是阐述了少数经验的人性的需要。因此，激进哲学必须提出是否有可能普遍化这些需要这一问题。与其说它必须研究的是类的理想，不如说是人的社会本性以及它们固有的可能性。它必然用一种新的人类学制衡霍布斯（Hobbes）的人类学。
②激进哲学必须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它必须思考当代社会生活的过程，其中它尤其必须思考所有冲突的情境。它必须从这些具体的冲突的情境出发研究激进的乌托邦是否（if）并如何能够实现。它必须思考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种族冲突、阶级和阶层、操控的方式、劳动和工作条件、教育和分配、法律、意识形态，等等。每一次具体分析之后它必须推荐具体的计划，提出可实现的并且同时是从合理性乌托邦的价值角度表述的建议。因此它必须将自身整合到改革纲领的制定之中。
③因为激进哲学是具有历史自觉的哲学，因此它还必须研究现存社会结构的起源。的确，不对历史进行某些考量就无法回答可能性的问题。激进哲学必须解释社会范畴何以能够既是历史的又是普遍的。在此之中，并非放弃了其理想普遍有效的主张，激进哲学必须历史地自我反思。然而，前提条件就是，社会范畴的历史性与普遍性统一的问题能够通过揭露当代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而获得解决。
（3）像所有其他哲学一样，激进哲学推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对其完全地接受者说：“按照你的哲学生活！”不过，激进哲学还必须对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给出清晰的答案。它必须答复哲学部分的接受者并满足他们的需要；从他们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开始，它必须向上引导他们直到对哲学完全地接受。因此，激进哲学不能满足于提供关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劝告。它还必须面向那些提出人们能够如何生活的人——此时此地能够如何生活？因此，从应然的角度出发，规划出关于什么是可能的这一陈述也是它的职责之一。此外，激进哲学还必须是一种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非常明显，激进哲学无法排除当代人对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答案的需要。
如果目的合理性取向在价值合理性领域（社会交往与相互作用领域）扩张，那么就它们还没有完全依附于纯粹量的需要的满足而言，人的生活已经开始丧失感觉和意义。然而，如果它们完全依附于纯粹量的需要，那么无论它是什么，生活将丧失全部感觉和意义。在资产阶级时代大行其道的形势下，个体变得越来越“原子化”并且感到越来越孤立。与此同时，同一个体还要顺从于墨守成规的任务期望，正是这种二元性导致了个性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中人是痛苦的。习俗规范变得渐渐丧失约束力；不论什么社会规范都无法控制的无理性的暴力蔓延开来。孤立、个性的分裂、暴力——这一切产生了永久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