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一种人们无法将“仅仅”这个微小的词语应用于它之上的哲学存在的时候，那个时代才能够再次感到幸福。但是谁能声称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些人对其他人施加了不可估量的痛苦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规范都必须相关于“不幸必须结束”这一命令。一种“仅仅”是哲学的哲学无法倾听到人类悲苦的哀鸣。人们应该去帮助并且应该去发现他们能够如何以及到哪里提供帮助。激进哲学一刻也不能忘记它激进的乌托邦，它必须仍然是哲学，因为一旦它不是了，它将再也无法把偶然的事实归入由普遍价值构成的理论之下。但是，它又不能“仅仅”是一种哲学，因为把经验事实归入理论之下是它肩负的责任。激进哲学决不能辜负这项责任，因为它必须为了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情况下都能为帮助和救济提供劝告（recommendation）。“决不”在这里指的是——只要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继续存在的话，就是如此。
哲学要求：“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考虑你应该如何生活。考虑你应该如何行动。”激进哲学如何并在何处实现这一点？它应该如何并在何处实现这一点？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必须回顾一下最初在谈到完全的和部分的接受之间的关系时说了些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的和部分的接受类型彼此处于倒置的关系。对于完全的接受发展出越来越多的障碍，而部分的接受类型则在繁育和成倍增加。因此，部分的接受是一个时期对哲学需要的一种表达，在那个时期中，作为专业化的结果，完全的接受变得越来越困难。从部分的到普遍的这一路径已经断裂。使这一路径再次畅通可行是激进哲学的责任。转向那些通过自己部分的接受表明哲学主张的人是它的责任；尽管如此，从哲学总体性及其合理性乌托邦的视角出发去始终满足部分的接受的需要也是它的责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触及所有那些寻找真理的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引导部分的接受达到一种完全的接受。然而，激进的哲学家却并不只是必须建构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来将“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考虑你应该如何行动，考虑你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哲学要求合并到具体和普遍的理想形式中。他们还必须为逐一回答所有三种要求提出的不同问题而详述一种答案，并为所有三种特殊要求所涉及的需要及其满足详述一种答案。
综上所述，我把激进哲学的基本任务归纳如下：
（1）在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必须承担起其哲学的任务。通过普遍化“不是这个而那个是真实的”这一价值判断，它必须发展出体现合理性乌托邦的理想。这并不意味着对未来社会进行一种彻底的和详尽的描述，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合理性的乌托邦始终是为现在而构想的，它的理想表明人们现在应该在前进方向上所朝向的——相对的——目标，以及人们现在应该为之行动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价值目标，因此对应的行动也是价值合理性的；只有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目标一开始便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激进哲学必须要冒险把某种给定的价值提升到价值理念地位。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激进哲学必须批判依靠依附与统领关系的社会：它必须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取代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其批判必须是总体的；它必须通过这样的方式规划其乌托邦，即必须经由一种总体的社会革命来实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