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应然”，他的合理性的乌托邦，就是共产主义，是异化——个体与人的类之间的矛盾——得以克服的联合生产者的共同体。对马克思来说，现象层面就是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特征，在其中基本的人类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建构中只有意见从拜物教中产生，举例来说，就像在庸俗经济学中那样，而知识则来源于关乎本质的理论。人们可以从两种立场出发到达真实的知识：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或者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立场——合理性的乌托邦立场出发。后者是由真实的价值构成的知识，它是真与善的统一。然而，马克思从两种相互矛盾的概念中推演出了应然。第一种，应然必须通过必然性范畴从实然中推演出来；第二种，人类实践——人类行动——在实然与应然间进行调解。我非常自觉地接受第二种解决方法。作为一种起点，“这个不是善的，这个不是真的，那个才是善的，是真的”这一价值判断遭到了马克思的总体批判：对所有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总体批判。从新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出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总体批判。合理性的乌托邦同时也是与迄今为止现存的历史相对立的真实的历史。它也是类的实现，是历史中发展的人长期流浪的终点，是人向在其中可以真实存在的一个家园的“回乡”。如果这是要实现的，那么现今就必须灭亡，因为这正是马克思如何阐释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即不再合理性的事物，必须灭亡：消灭败类！
把马克思的著作理解为合理性的乌托邦正是意味着把它理解为哲学。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本人把自己的著作首先理解为科学：因此，恩格斯提到了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对科学的强调既是历史相关的又关切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主张。通过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实证主义的世纪可以对历史相关性进行简要总结；这种实证主义塑造了他们的理论，或者至少是其阐释。在我看来，对恩格斯来说，实证主义在理论本身中留下了烙印，相反，对马克思来说，它局限于阐释之中。在那个时代，真的理念被视为科学之一部分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一种真实的理论必须被描述为“科学”。不过，仍然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我们稍后将会发现激进哲学包含着其哲学在社会理论中的应用。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应用——当人们将其著作视为一个整体时——无疑是主导性的。但是，要想使一种哲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关系，始终要预设对一个特殊具体时代的社会事实的哲学建构。因此，一种社会科学的实际相关性（也就是说，在社会行动策略的界定和表述中的相关性）必然是受时间限定的。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绝不是一个例外。因此，从对现今社会相当不同的事实、问题和冲突进行理解和阐释的观点来看，对其作出的批判对我们来说似乎既不是多余的，也不是不相关的。尽管如此，我们还要声明，这种批判并没有削弱马克思哲学的概念阐述。至此，马克思的哲学的概念阐述可以应用于一种不同的、适于当下的社会理论之中。我当然不是在声称，作为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哲学可以凌驾于批判之上。所有的哲学都可以受到批判。我只是在声明，对其社会理论的批判并不固然涉及对其哲学的批判，而且就像对其他哲学一样，人们能够对其哲学进行篡改的程度十分有限。只要有人求助于其哲学，它就会一直存在并保持鲜活。因此，接下来我们认为有理由把马克思表述为一位哲学家，并且只是一位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