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哲学不相信救世，因此它无法相信任何一个救赎的人类行动可以使人类突然进入到激进乌托邦的世外桃源之中。通向激进乌托邦之路是一条漫长而布满荆棘的道路。人始终都要面对具体的情境和冲突，而在这些具体的情境和具体的冲突之中，他们必须妥善处理那些可能性。激进哲学绝不能从乌托邦的高度不屑一顾地轻视人为了解决具体冲突而用一种适宜于具体情境的方式行动的尝试。与所有试图解决具体冲突的那些人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寻找最佳行动可能性的那些人共同思考，正是它的责任。对于其行动的计划必须以两类标准为基础：合理性乌托邦的应然标准以及可能性的标准。因此，它必须批判所有有悖合理性乌托邦以及导向对立方向的行动计划——这是应然的标准。同时它还必须考虑到行动回旋的空间以及行动的经验前提——这就是可能性的标准。与符合可能性的政治活动相远离的一种激进哲学也将远离自己的最终实现。它把自己的乌托邦变成了一种无理性的（non-rational）乌托邦。与此相对，把一种合乎可能性的举措颂扬成“那个”救赎式的人类行动，这样的激进哲学则抛弃了激进的乌托邦本身。如果激进哲学想要实际上始终保持为一种激进的哲学的话，它就既不能放弃自己的乌托邦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合理性。
关于激进哲学的任务问题，有两个更进一步的评注是相关的。我们已经简要列出了激进哲学的任务，显然并没有假设每一个单独的激进哲学家都能全部做到。人们不能要求天赋异禀（giftedness），因为正如字面所暗示的，与其说它是意愿的问题，毋宁说是一种天赋，而同时完成所有列举出的任务必须以超常的天资为前提。这种要求指涉的是激进哲学，而且达到这些要求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只能是众多人的工作。但是人们可以向每一个单独的激进哲学家要求一件事，那就是要求他们成为其合理性乌托邦三个领域中至少某一个的部分的接受者，要求他们至少在某一个可能性领域中应用其应然，并且要求他们至少以某一种方式打开一条从部分到一般、到普遍的道路。否则，他们就无法成为激进的哲学家。
第二个评注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消极的可能性问题。激进哲学不能把这种可能性构建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它详细表述了什么是应然：人类发展的积极的可能性。其视野关注着将成为人类家园的地球，关注着能使地球成为其家园的人类。激进哲学无法想象原子核的自毁或者生态的灾难，因为激进乌托邦的本质恰恰是要排除这些可能性。然而，作为自己哲学部分的接受者，激进哲学家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从自己的思想中排除人类终结的可怕想象。包括此时此地人们应该如何思考、生活和行动的所有规划必须考虑到这种消极的可能性，因为，为也可能导向这种消极可能性发生的问题和冲突确定相反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之一，并且是相当重要的责任。
因此，激进哲学应该在社会批判理论、生命哲学和政治理论领域中应用自己的合理性的乌托邦价值，以便动员起自己这一边的每一个行动和思考的人，并因此促成对人类消极选择的排除。激进哲学必须变成实践，以便实践变成理论的实践，由此人们能够将自身提升到哲学的价值讨论的层面——在为时晚矣之前。
三、左翼激进主义的理想
接下来就要试图详细阐述激进哲学具体和普遍的理想。我们理想的参照点就是作为普遍的社会群体的人类。在我们的理想中并且在我们对此作出的阐释中，我们遵从已经提倡的真实的价值标准。因此，我们把我们的激进的乌托邦归为导向性的价值，其普遍有效性本身就保证和构建了价值的多元性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