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写于1967～1968年间，并于1970年第一次以匈牙利文发表。接着，依据匈牙利文版译出的意大利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相继问世。我很快发现原版中的某些累赘，这一现象部分地与过多的实例有关。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同意出一个德文缩略本，这一版本由苏尔坎姆普（Suhrkamp）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1981年再版）。尽管我尊重编者的工作，但是我关于理想的缩略版的想法与他还是不同。由此，当有人提出出版英文版的设想时，我决定亲自缩写匈牙利文原版。
摘一个差不多写于20年前的书的缩略本，几乎总是一桩令人不快的劳作；这里包含一些潜在的危险。首先，必须抵制重写某些部分的**，抵制引入某些与作者目前见解和著述相吻合的分析的**。屈从于这种**无异于对此书的一贯性的破坏，这是无论如何都应避免的。因此，我没有改动任何观点或结论。甚至原版的范畴排列亦保持本来面目。我没有为本书增补此后就这一课题或类似课题所作的著述中的任何观点。英文版不但忠实于原作的要旨，而且的确是原作本身的缩略译本。
《日常生活》写于那个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口号的时代。此书的首要目的正如标题本身所示：勾画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然而，甚至还有更大的抱负。我决定一方面通过制定哲学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勾画新的哲学框架来开辟新的途径，而又保持对马克思（Marx）精神的忠诚，同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主要传统决裂。正是在本书中我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框架，此后除了进一步精心制作和偶尔的改动外，我从未改变这一框架。
可以把此书的方法描述为现象学方法同一种分析步骤的结合。后者我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由于此前我曾写过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1958～1959），所以我特别熟悉并赞同他的分析步骤。但是，我也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在规范与规则不再被视作理所当然，传统价值已被破除的现代，除非建立起“现象”本身，否则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无法得以贯彻。胡塞尔和经过批判修正的海德格尔可以提供借以解释现象本身的方法。
我们无法同样简洁地概括本书的哲学构架，因此我把这些前言评论局限于基本的东西。正是在本书中我形成了关于对象化范式的特殊见解：即“自在的”对象化领域的范式。由于这一对象化领域是一个可经验的普遍原则，因而所有社会范畴均可借助这一对象化得以理解，由此可以避免超验推论的方法。由于正是这一领域也大体上即便不是完全地规定着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这样，日常生活理论的中心地位就从理论上建立起来了。这样一种概念的反历史循环论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反历史循环论的”决不等同于“反历史的”。相反，我一直寻求强调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异性，同时强调由“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所提供的规范和规则的内涵的历史变化性。不仅如此，那时我还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进化主义，赞同历史哲学，后来我放弃了这些特征。同样，我坚持认为，“自在的”对象化领域，以及日常生活的模式包含有历史常量，必须联系历史变量来考虑这些历史常量。我认为，尽管日常生活模式有某些不变因素，它仍然可以改变，可以使之人道化和民主化。强调这种可变的可能性旨在对海德格尔的立场提出质疑。至于谈到这一理论的实践意图，反海德格尔的要旨是清楚无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