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跟黑格尔一样，不是带着克制的热情来接受现在的，而是带着怀疑主义态度来接受它的。在韦伯那里，现代性既不是世界历史中一个进步的“阶段”，也不是一个退步的“阶段”，尽管他的叙述能够（也往往被）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他（就像那些从后现代角度谈论现代性的人一样）主要对现代性的特殊性和它的差异感兴趣，而且（像那些现代主义的现代人一样）对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和“现代性的诞生”感兴趣。但无论他是集中关注现代生活方式的特殊性，还是集中关注有关过渡的叙事，他都拒绝了所有的基础。对韦伯来说，在历史发展中不存在单一的独立变量；有时候有某个因素会被认为是最具决定性的。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被挑选出来作为一般而言的现代生活的主要原因、动机力量或基础。对一些读者来说，韦伯青年时期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表明新教伦理（或更一般地说，宗教）引发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相反，另一些读者则主张，法律体系的合理化，或者——与马克思相似——经济的合理化，被韦伯挑选出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我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既是对的又是错的，因为韦伯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对是什么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问题给出一个最终答案——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以这种抽象的方式提出过这个问题。像资本主义或现代性这样的历史现象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可以被主体、被单个的研究者理解性地接近，但不能被因果律或最终原因完全解释，因为思想、想象、态度以及理智本身都是我们所要理解的东西不可或缺的。理解不仅仅是接近性的知识，而且接近的立足点改变着理解本身。
韦伯是在古代社会格局已经被摧毁的时候达到现代思想阶段的。因此，他不再需要在宏大叙事的帮助下去摧毁前现代社会的大厦。他无须像他的前辈一样去摧毁形而上学，因为他的思想已经完全是后形而上学的。当他声称自己是科学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完全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对黑格尔来说，“科学”是结果，是历史知识的总和，而且它可以被认为是逻辑的体系；对马克思来说，科学的任务则是解读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是揭示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宿命的真理。对韦伯来说，科学的特征是可证伪性。韦伯谈到了科学真理是易错的、暂时的、短暂的和可证伪的，这要比波普尔早得多。韦伯对现代性的出现的重构是作为一种实验性的真理提出来的，更好的、更可靠的、更接近的、更多样的是接近的视角。正因为如此，应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接近现代性的出现。韦伯没有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他不想挑出“主要原因”。适度的接近努力——对韦伯来说科学的特征就是适度——并不要求当科学家能够探测到许多原因时，草率地指出主要原因。让科学去讨论、分析和理解所有这些原因吧；让科学去推演出至少几种重要的相互关系，并以可靠的证据去证明它们，而把“最终原因”的问题留给非科学的、褊狭的、感情化的叙事吧。韦伯没有说“把这个问题留给哲学吧”，在价值领域中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哲学。[97]似乎他相信，曾经是哲学的东西如今要么变成了适度地探索试验性知识的科学，要么变成了探求意义的宗教。韦伯拒绝总体化的思想；不同的视角不可能被总体化，除非综合者占据了一个隐秘的（非科学的）评价性立场。[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