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中介（mediation）的历史。与黑格尔相反——对黑格尔来说，是中介的缺席给世界带来定数——在马克思那里，中介给每一个历史阶段带来定数，并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可能性。经济是中介的名称，人类关系、精神、文化和政治只是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经济关系，即所谓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和一个既定世界的总体之间充当中介（即生产方式，它以一种较好的黑格尔的方式包含了两者）。在马克思就其有关共产主义的未来和异化的终结的观念而给予我们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暗示中，所有中介的消失，一切特殊事物的消失，都是作为前进的基点出现的。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没有市场，没有经济，没有政府，没有家庭，没有社会阶级，没有阶层，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甚至没有职业：只有个体和人类留在舞台上——普遍之物和独特之物。它们是直接相关的，或者不如说是统一的。有的人也许会感到吃惊，在“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奠基人的著作中，“个体”是最频繁地出现的词汇。
马克思的宏大叙事始于史前时代，一直延伸至遥远的未来，延伸至个体和人类之统一的实现，以及异化的终结。他谈到“历史之谜的解决”，而这并不是一个比喻或修辞。如果我们拥有预知解决办法的能力，历史之谜就已经解决了。
直到19世纪的视角产生之前，只有上帝被认为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如今人们被期望拥有这种能力。黑格尔有一句妙语：如果你理性地看世界，世界就会理性地回视你。这句话并没有允诺彻底的透明性，也并不适用于未来、适用于罗得岛之外的领域。马克思说，人创造历史（尽管是在具体的条件下），而且人知道他会创造什么。[87]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区别是为人所知的——因为否则的话，未来就是不为人知的。这种区别归结到人类新近获得的一种能力，即自由地创造其自由活动的所有条件的能力。
历史乃是自由之发展。当历史之谜已经在实践中（在共产主义中）得到解决时，自由将成为绝对的。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前景中，中介的缺席，所有特殊性的缺席，是把自由看作绝对的前提条件。因此，没有外在的界限；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都不会给人设定界限。[88]只有个人能为自己设定界限——这等于是绝对的自律。人可以发展他的所有能力；或者不如说，只有他的一种能力的发展能够为别的能力的发展设定界限。这里让我重复一句，终有一死是唯一把人——不是人类——同众神分隔开来的东西。
绝对自由是绝对理性的，在马克思的叙述中，自由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理性的最终胜利。理性差不多总是被等同于掌握和创造；也就是说，被等同于支配自然和运用人类力量。自由意味着，对我们自身力量的运用仅仅依赖于我们自己。马克思对于市场的主要指控之一是它的非理性。在市场上，人们不能制订计划，他们不能确切地预见他们的行为的结果；事情只是在他们的背后发生，往往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和目的。马克思相信缺少理性的控制就会有人的浪费——浪费劳动时间，浪费原材料，等等。只有在彻底控制自然和社会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不会有浪费。马克思把生产的理性同生产关系的非理性相对比。在一个工厂里，在技术性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理性的合作和理性的劳动技术分工。然而在市场上，在劳动社会分工的领域，在财产关系和定价的领域，一切都是非理性的。由于生产关系将实现同生产力的和谐，也就是说，实现同运用它的技术和能力的和谐，私人财产的取消和市场的取消将同时带来自由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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