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19世纪激进思想家中没有一个极其坚定地面对现代性的悖论。但对马克思来说没有悖论，他——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把悖论化解进辩证运动中。这使他成为这个被进步观念打上烙印的世纪里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性理论家。
马克思在他的两个主要文本以及几个附带性文本中提出了他的宏大叙事。它们都讲述了自由和理性最终光荣进军的故事。这一宏大叙事首先是在未发表的《巴黎手稿》中以片断的形式得到阐述的，在其中马克思仍然在抵制基础的**。在这里还没有确立任何终极原理或基础（“始因”）。隐藏的历史目的刚刚出现在人的范畴（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现在人类状况（“类本质”）的概念中。马克思对这种类本质的主要构成成分作出了现象学的说明。在这里有一种“如果—那么”式的目的论必然性。如果人类的本质会展开，它只能是展开它自己的范畴。[77]人类的本质实际上（在历史中）展开了，因此它展开了它自己的范畴。[78]类本质的主要范畴是工作（对象化）、社会性、普遍性、理性与自由。[79]
当马克思给予类本质的一个组成成分，即（作为工作的）对象化以特权地位时，当他（实际上）把所有类型的对象化或主体化[80]等同于狭义上的工作和劳动时，以及最终当他把对工作的分析狭隘化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条件和劳动异化时，他就向本质主义迈出了第一步。
在这一构想中还有几个显然已经被作者注意到了的裂缝。为了得到一个本质主义的结论，马克思需要一个本质主义的起点。通过发明“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81]，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出了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宏大叙事已经建立在技术的救赎力量之上。当技术（作为一个“始因”）取代创造性（类本质的主要构成成分）时，马克思深深地扎进了形而上学之中[82]，尽管他相信他已经将他的视角从哲学转向了科学，从唯心主义的沉思转向了经验观察的领域。[83]
生产力如今成了“始因”，成了最终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扮演了历史发展（进步）的独立变量的角色。与黑格尔相反，这里不存在含混性：“始因”被命名了。技术（实际技能）的不断发展，实用或工具性知识的不断积累，被认为是引领人类走到今天的道路。
技术及其发展从定义上说就是理性的，因为正是通过技术的发展，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84]逐步导致社会（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控制。自然的边界被不断地往后推。马克思根据一个无限进步的过程来思考，但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逗号，从这个逗号往后，自然将会生产出用以满足人类全部需要的一切事物。[85]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过自然资源可能会枯竭，他也没有想到过人类保留地的有限性与脆弱性。归根结底，自然的边界线将被推回到人类的本性之中；人将不断地变得更加人性化。
就外在的和内在的人类保留地而言，马克思只是看到了量的界限，而没有看到本质的界限。在历史发展的开始阶段，技术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只要新的需要产生出来，又没有足够的供给者去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必定存在社会分工（阶级社会）、异化和剥削。资本主义——在其中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是最后的阶级社会，因为它创造了消除匮乏的条件。在（不久的）将来，只有一种匮乏仍然拥有力量，这就是时间的匮乏。一天只有24小时，而且人终有一死，但人类是永存的。[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