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简要地谈到《法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一节。在这里黑格尔是绝对坦率的，他没有一般性地讨论道德，而是具体地讨论了一个现代主体的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个人同时也是一个主体应有的权利。“主体”（subject）一词有双重意义。道德权利作为权利是国家的臣民（subject）应该拥有的；它们应该由国家（宪法）作为许可授予单个的人。从一个方面说，这意味着其他两种伦理力量并不授予主体以“权利”（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主体的他或她并不臣属于家庭或市民社会）；也就是说，道德权利在这两种意义上并不是可强制执行的。人们在家里并不行使权利，因为家庭是爱的纽带，而爱是超出于权利与义务之外的。[73]臣民同时也是一个主体，或者说在下述意义上他或她首先是一个主体：他或她自由地追求主观的目标或遵循主观的欲望。
有哪三种道德权利呢？首先是主体性权利本身，即可以有自己的目的、动机和著述的权利。其次是追求幸福的权利——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权利。最后是拥有和保持自己的善的观念的权利。我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黑格尔的复杂描述；不过，这就是其本质。而且，我相信黑格尔是对的。这三种权利是道德权利，而除此之外再没有道德权利。如果这种道德权利被许可，对严肃合宜的道德来说，条件就比它们不被许可时更有利。但是，与黑格尔相反，我要补充说一句，一个人可以是一个道德地存在的个体，而无须是一个黑格尔所说的双重意义上的“subject”，而且他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都可以是一个道德地存在的个体。
（二）技术与救赎
19世纪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激进思想始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发其端绪之后。
摧毁各种形而上学体系，揭露精神的世界乃是现实的扭曲镜像，19世纪的激进思想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逆转了柏拉图主义，并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不同的形而上学。然而，不管其作者的意图如何，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却从未获得成功，或者至少是从未获得彻底的成功。马克思希望他的设想获得成功，弗洛伊德也是如此；但是，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尼采却不是这样。这里我列举了19世纪三位最有影响的激进思想家。这三个人的理论、设想、观念和努力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废黜和揭露形而上学的各种形式（包括宗教），实现和嘲笑启蒙的各种允诺。不过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解构形而上学也许会成功，但经验的世界不可能等同于实际的、真正的、本质的世界本身。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运用一些半新的词汇，对本质与表象再次加以对比。由于天国已经被废除，“真实的世界”不可能在“上界”（upthere）找到，但它也不可能在“下界”（downhere）找到，因为必须保持本质和表象之间的区别。[74] 其结果是，“真实的世界”被认为是隐藏在尘世之下，隐藏在深处，隐藏在岩洞中，隐藏在墙的后面。科学或哲学确定了目标，就是要从现实扭曲的表象中解读出它的本质，而且就像旧有的好的形而上学一样，表象不仅仅是隐藏本质，它还扭曲本质。思想家就是要提供开启隐藏的本质的钥匙，就是要帮助人们接近表面现实之后的东西——从现实本身出发。
新的形而上学是对旧形而上学的逆转，它擅长于深入地挖掘本质，并揭露出扭曲本质的幻觉、表象和意识形态。这种无意识的形而上学仍然可以声称是一门“科学”[75]。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发现了新的科学而自豪。在这三个激进派中，马克思是最形而上学的。弗洛伊德则毕竟在某些场合说到过，我们主要的本能是我们的神话学。尼采的形而上学预设是有意识地和公开地提出来的；此外，这些预设只是提供给少数足够强大、能够经得起接受这些预设检验的自由精神的。[76]马克思本应设计出一种宏伟的现代性理论，因为他相信他的理论是科学的、绝对真实的、连笨蛋都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