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意识并不会留下一把没人坐的椅子——这里没有等着弥赛亚到来的位置。相反，传统的宏大叙事相信虚假的弥赛亚，因为它们声称自己知道弥赛亚是谁（是什么）；抑或更糟，它们声称自己知道是什么会让弥赛亚到来。无论这种允诺的内容是什么，它都是一种虚假的允诺。如果有人来了并宣称“这将是人类的历史救赎者，我知道它的名字”——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辨认出他是虚假的弥赛亚的预言者。真正的弥赛亚的预言者保持沉默，因为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不应该说弥赛亚将永远不会到来。永远也不要让空椅子被一个冒充者占据（每一个占据者都是冒充者），但最好是不要把空椅子搬走。我的信念，或者不如说我的感情，建议我把空椅子留在那儿，留在房间中央桌子的一端，在那儿，它始终暴露在其空虚性之中。椅子只有在其空虚性中，才会诚实地对绝对现在的居民说话。我的直觉表明，对现代人来说只有空虚才是完满，此外再没有“希望之外的希望”（hopebeyondhope）[41]，至少是对那些采取反思的后现代性立场的人来说是这样。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说，与有良好教养的亚洲人相反，未开化的欧洲人发展出对自由的爱。亚里士多德说，这构成了希腊人的欧洲的一半（亚洲的一半是优雅）。谈到自由，亚里士多德这里指的是政治自由、独立以及对专制主义的厌恶。这个主题在所有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欧洲叙事里回归了。
欧洲的自传始于对自由的爱。故事是这样的：欧洲的人民不断受到压制、剥削和奴役，经常在暴政的统治之下；但在贯穿欧洲历史的伟大解放行动与事件和自由体制中，自由的欲望一再爆发。甚至于在宏大叙事的时代之前很久，与历史思想的出现同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论李维史前十卷》中，就把欧洲的政治思想描绘成“理想国”模式的发明者，描绘成自由体制所得到的那些自由空间的创造者。甚至于欧洲其他传统的故事，特别是犹太传统的故事，如今也在解放神学的一个早期版本中得到描述。[42]拯救的故事作为从埃及人奴役下的奇迹般的解放，启示的故事作为摩西制订的“自由章程”（法律），都被根据觉醒的现代思想的精神加以改造。欧洲的自传在各种宏大叙事中达到顶点，这些宏大叙事起自卢梭，经过孔德和傅立叶，止于黑格尔和马克思。[43]故事往往还接着讲到扩大和加深通过异化、奴役、压迫、“迷信”和诸如此类其他事物来实现自由的可能性。不过，自由最终会取得胜利。
自由的确取得了胜利，而且它不仅仅是在几个方面取得了胜利，而且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自由成为现代世界的基础，它是没有什么东西以它为基础的基础。
一个建筑物耸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在土壤之上，在岩石之上，或者是在地下室之上。只有当它有好的基础时，它才是安全的、稳固的和可靠的。如果基础动摇了（比如说，在地震中），建筑物就会倒塌。没有哪个建筑物永远耸立，但一个有良好基础的建筑物可以经历几代人；你可以信赖它的存在。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种宗教，一种制度，都是由人建立起来的。建立它们的是创始人、伟大的立法者和定居者。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也会经历许多世代。制度可以被改变，但它总是有回到始基的可能。在较早的时代，革命恰恰意味着这一点：回到始基。
真正的言论、观点、信仰和信念都是有根据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你可以求助于事物的根据。存在着不可能进一步获得根据的最终根据，但这些最终根据是所有其他言论、观点和信念的根据。如果这些最终根据动摇了，各种观点和信念——真理本身——就变得无根无据。如果在根基上没有立足点，思想就是没有根据的。一个深渊敞开着；在任何地方你都立足不稳。[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