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现在包括将来——现在的将来，而且它包括过去——现在的过去。绝对现在的居民以向后的方式行事，从现在的未来回到过去，就像他们向前思考一样。现在在传统（过去）的启示下得到理解——就它能够得到理解而言。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人回到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序言中，黑格尔写道：“这里是罗得岛，你在这儿跳。你不可能跳过罗得岛。”“这儿是玫瑰，你在这儿跳舞。”后现代思想家并不试图跳过罗得岛。现在就是罗得岛。他们在有玫瑰的地方跳舞。他们从现在的十字架上采撷玫瑰，就像黑格尔一样。但与黑格尔不同，他们不能为现时代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充分而直接的证据。
承认自己生活在现在的车站上，就为一种被加强了的责任留下了余地，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够。一个负责的人就是要管事（承担责任）。但是你不可能照管一个未知且不可知的未来。[36]一个人要对现在（现在的未来和现在的过去）负责。大致上，这意味着一个人要照管他的同时代人，要照管他的共在（togetherness）。这是唯一一旦作出就将有可能被遵守的承诺，所有的其他承诺都是空的。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世界历史把现在作为它的结果加以合法化。在“无限的”“进步主义的”故事里，是未来对现在及其冲突与苦难加以合法化。这两种选择中没有一种是向后现代人开放的。不过现在不能依靠自己来对自身进行合法化，偶然性不能对偶然性进行合法化。似乎除了说现代性通过单纯的事实性（facticity）对自己进行合法化外，就再没有可说的了。它存在，正是它的存在令它合法。不仅如此，它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作为本质的存在而存在，作为真实性而存在。[37]但这是一种不完全的合法性，它不会真的管用。
必须承认，一个后现代概念并不会为现代性找到强有力的合法化权利。我必须重复——因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后现代人仍然可以代表现代性而对它负责。他们可以跟路德一样说：“这就是我的立场，不可能不这样做。”[38]通过承担责任，他们可以承认现代性的偶然性是他们的命运，是现时代的命运——不是在现在被预先注定的意义上，而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即它可以被转变为它的居民的命运，它的居民对现在的车站负责。[39]只能从实践上对现代性（现在）进行合法化。
现在的未来是现在，它并不超越现在。你不可能站在你一无所知的事物（一个目标、观念、价值等）的立场上来行动。但由此并不能推论：不会有什么存在，不会有什么从我们现在一无所知的事物中产生。说我们不可能看见或了解任何在我们视野之外的事物，以及我们不可能对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负责，跟说事物一成不变，一切都不会与现今的样子有任何不同，现在是最终的智慧，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
我将再次比喻性地阐明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区别。我们围坐在现代性的桌子旁。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椅子都被现在（以及现在的未来）的事物占据着，这些事物我们知道，或者可以推断。但你也可以让一把椅子空着。这把椅子等着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或许会来或许不会来。不过，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会来呢还是不会来。[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