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对现代性进行合法化的哲学在极权主义国家的灭绝集中营里得到了实现并不是一个比喻。因为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认为现在只是宏伟未来展现出来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的观点，认为只有人和现代人可以根据他的计划自由地创造这一未来的观点，以及最终认为一次震惊、一个特殊事件、一场灾难将宣告这一绝对自由的未来到来的观点，它们都是一回事。简而言之，犹太—基督教《启示录》的一个现代版本，以及希腊的kairos（适当的时机）概念的一个现代版本，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被合二为一了。希腊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应该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代观点。它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启示与kairos的这种结合和统一被证明是毁灭性的。启示录式的想象允诺所有时代的终结，但在这种终结中到来的是上帝——人在其中是没有地位的。另一方面，作为“做某事的时间”（time-for-something）的希腊 kairos概念[32]使时间依赖于人（决定）。是行动者需要在适当的时间做某事，他必须掌握做某事的适当时间。但行动者在适当的时间所能够做的是一次行动，一个政治决定，或顶多是一场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步——但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在其中行动的人在绝对未来中宣告来临的决定，这至少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希腊人甚至没有“未来”这样的概念。正是《启示录》和kairos在一个强有力的神话形象中的统一，为以奥斯维辛和古拉格这样的名称为我们所知的道德（或本体论、形而上学）僭越作好了准备。在这里人扮演了上帝，他们预备好了《启示录》。他们是在寻求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来“让”《启示录》发生，仿佛它只是众多事件和历史行动中的一个。[33]在这一意义上，20世纪的那种道德（或本体论、形而上学）僭越[34]，就是19世纪在外表天真的巫师的厨房里调制出来的那些观念，在“盛期现代主义”的辉煌时期的实现。
对现代性的进步主义合法化并没有轰然倒塌，相反，它逐渐削弱了——它仍处在逐渐削弱的过程中。没有引人注目的灾难动摇了它们对于它们的合法化力量的信念，甚至是“事实”的分量也不足以如此。就“事实”而言，在今天要证实普遍进步的理论并不比在一个世纪之前更难。但至少有人愿意这么做，或者是忽视那些往相反方向发展的“事实”。历史意识的缓慢变化——从现代主义的到后现代主义的——随处可见，但要就变化的单个动机（如河流和森林的污染）或征兆提出一份清单会很困难（可能也没有意义[35]）。对线性进步的不相信（甚至在自然科学中），使所有“无限进步”的模式都变得可疑。
后现代人接受在车站上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接受生活在绝对的现在。他们并不等待快车来带他们到最终目的地，所有的最终目的地都被揭露出包含着灾难。因此后现代人声称，他们不知道最终目的地的事；他们把“有附带条件的状态”（provisorystate），即此时此刻，当作（他们的）最终阶段接受下来。未来是未知的。
现在是绝对的现在，因为在我们视野之外的未来是未知的。后现代人并不声称在历史中有一个特殊的、特权的地位。他们并不相信他们比祖先更好地了解未来（也许，他们了解得更少）。他们并不声称科学给了他们开启未来的钥匙，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科学的脆弱性。他们根据偶然性来思考；不仅仅是单个个体（既指宇宙的也指社会的）的偶然性，而且是历史时代与时期的偶然性——他们的现在的偶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