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现代人为他们自己要求一种在历史中的特权。他们理所当然地断定，由于历史发展的现今阶段，他们是首先理解历史所关何事的人。对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这些问题，没有哪一个答案曾经是对的或错的。只有现代人能够正确地、真正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祖先中没有谁能洞察未来。只有现代人大体知道未来将带给我们什么，即使他们并不知道全部的细节。我们的祖先中没有谁能够有意识地创造历史，为未来作准备或是对它加以规划。只有现代人能够做这些。“是什么担保了现代性的特权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种各样。不过在所有的回答中，知识扮演了关键角色。科学是一种现代发明。现代科学，亦即科学知识本身，使现代人洞察到历史发展的法则和规律性，并允许他们加以推演，就像有关自然法则的知识使几近确定的推演成为可能一样。在这个重要主题上创作出了许多变奏，主导的形式——变奏——是进步主义的。根据进步主义的信条，科学不仅担保了对未来的洞察，而且担保了一切事物的不断改进，诸如技术、经济、艺术、福利等。[22]不过悲观主义的预言也断言了科学的正确性。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产生于对“所有”有代表性文化的比较研究，它们所谓的规律性相应地使得西方没落的科学预言变得可信。
后现代人并不要求在历史中的特权地位；首先，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根据所谓的“历史法则”来思考。历史法则只是理解的图式和理解的抽象，理解的图式和理解的抽象并不根据历史现象的根源来理解它们，并且把它们简化到失去本质和意义的地步。[23]许多后现代学者将不会否认，在历史中可以观察到规律性，而且确定这样的规律性可以作为在过去中进行定向的工具。从过去中提取某些规律性是不同事物或不同事件借以从某一特定角度得到确定（以及差异身份得以创造）的程序。以这种观点看，就存在着规律性；以另外一种观点看，就不存在规律性。如果要想象一个历史现象或一个历史事件的整体，那将是不可比较而又不可通约的一种在此（todeti）、一种如此（suchness）和一种自性（ipseity）。由于比较需要有一把用来比较的标尺，比较也就往往缺乏对事件的理解。[24]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独特和偶然的。
历史事实和事件都是偶然的，这种思想肯定不是一个后现代的发现。[25]但后现代的心智并不预设一种通过这些偶然事件来实现自身的必然性，因为历史没有“趋势”。这并非只是说这种趋势还不为人所知，或者对人类的心智来说仍然是没有发现或不可发现的。不妨这么说或这么想：由于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着“一种”历史，也不知道它是否按照某个计划（例如神的计划）或某种趋势（一种自然趋势）向着某个事物前进，因此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存在压根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就人性生物和行动者而言，没有目的、没有目标、没有一般方向，在我们通常用“历史”一词来加以概括的那些事件中也没有必然性。后现代的男男女女思考和行事的方式，就仿佛一切（每一个历史事件）全都是偶然的（在这个词最强烈的意义上），但他们并不以本体—形而上学的方式谈论偶然性。一个偶然的人只是带着偶然性意识行动和生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