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这一点以后就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关于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关于这个抽象起点的展开将再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的这些知识，亦即这一叙述的由来，是研究的结果，是科学地占有素材的结果。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实在”，因为它是全部规定的统一体，是一切矛盾的胚芽。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区别与非区别的统一、同一与非同一的统一。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其他任何规定都只能丰富它的定义和具体形态。我们不应让叙述的辩证法或阐释的辩证法遮蔽了核心问题：科学如何达到表述（亦即叙述）的必然起点？在解释马克思的著作时，对研究的开端和表述的开端不加区别，或者在实际上把它们混淆起来，成了浅薄和谬误的根源。研究的起点是任意的，而表述之所以是对事物的一种阐释，正是因为它将事物在其必然的、内在的发展和展开中表现出来。这里，正确的起点是必然的起点，其他一些必然规定都是从它引申出来的。没有一个必然的起点，叙述便不是展开，不是阐释，而只是折衷主义的杂陈，或者是从一种东西向另一种东西的跳跃。这样的叙述不是物自身的内在必然展开，而只是物的映象的展开，是对物的沉思的展开。反映和沉思对于物自身是外在任意的东西。阐释的方法不是渐进式的拆解，而是矛盾的展开、揭示和“复杂化”，是事物在矛盾中的展开。
阐释的方法证明，事物的展开是抽象向具体的必然转化。辩证的阐释方法的基础是把实在理解为一个具体的总体，不懂这种方法就会把具体归在抽象之下，或者在各中间环节之间跳跃，并制造出一些强制性的抽象。
因此，作为一种阐明社会—人类实在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还原论和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不同，不是对精神创造物世俗内核的探索，它与普列汉诺夫沿袭斯宾诺莎传统的做法也不同，不是把文化现象归因于它们的经济等价物，它也不是把文化还原为经济因素。辩证法不是一种还原的方法，而是一种精神地、理智地再现社会的方法。它是在历史的人的客观活动基础上，展开和阐释社会现象的方法。
（三）具体总体
近代思维，特别是在斯宾诺莎的“能动的自然”和“被动的自然”中，就已包含了总体范畴。德国古典哲学对它作了详细的阐述，并把它当作在论辩中区别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总体的观点与经验主义的观点是对立的，总体的观点从实在的内部规律来把握实在，并且从表面的偶然现象底下发现必然的内部联系；经验主义观点则停留在这些偶然现象上，无法达到对实在之发展的理解。我们用总体的观点理解规律性与随机性的辩证法、部分与整体的辩证法、产品与生产活动的辩证法，等等。马克思采用了这个辩证法概念，清除了它的意识形态的神秘化，赋予它新的形式，将它纳入唯物辩证法之中，并成为中心概念之一。
但是，揭示实在的本质方面的哲学概念，每每遭遇一种奇怪的命运。它们不再为第一次使用并阐明它们的哲学所专有，而是逐渐地进入了公共领域。当一个概念扩展时，当它被人们接受并获得普遍承认时，它往往会发生蜕变。总体范畴在20世纪被广泛地接受和承认，但是，它始终处在被片面地把握的危险之中。片面地把握会使它成为与自己正好相反的东西，从而不再是一个辩证概念。对总体概念的主要修正是把它降低为一种方法论训条，一种研究实在的方法论规则。结果，这个辩证概念退化为两个极为浅薄的老生常谈：每一种东西都与其他的一切东西相联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