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愈是处于动态之中，个人和他所出生于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愈是偶然（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尤为如此），一个人终生所需要的用以确证自己的生存要求的努力就愈加持久，同时，要使一个人对给定世界的习得过程在开始成年时就告终结，也就愈加不现实。对现代人来说，每一新处境，职业的每一改变，甚至对一个新社会集合的加入，都为他带来了文化适应的新问题：他必须学习“运用”新的习惯和新的礼仪。不仅如此，由于他生活于持续变化的社会所需求的易变的关联中，他必须发展在必要处“变速”的能力，以适应一系列社会框框中的任何一种变化。他终生的日常存在是同世界的锐利的“锋刃”所进行的搏斗。
但是，如果更具动态性的社会使人处于同世界的锋刃的永恒搏斗之中，它同时也就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自从动态社会，即非公社式社会形成起，人出生于其中的现成世界就不再等同于他的狭窄的地方世界。只要他在开始成年时，对这一更为狭窄的世界的技能的最低习得是成功的，他就获得了为自己选择与此不同的，相对说来是新的“地方世界”的更多的机会。
但是，对个人来说，无论探究和掌握他的环境中可习得的技能的过程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完成，对这些技能的实践都将是持续不懈的。这并非说它们是日常事件。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中，妇女必须学会缝纫，否则她们将无法承担给定时期给定社会关联中妇女的角色。缝纫属于她们的“自立成人”，属于她们作为个人的再生产，并由此而成为持续不懈的——这并不是说她们每天都在缝纫！恒定不变的，即连续从事的活动也可以包括一些狭义的“日常”活动，但是它们也包括可能只与个人生活的特定时期相关联的活动。
在生活的给定时期，这种“每一天都发生”的无条件的持续性，是一组日常活动的特征。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的基础。“生活的特定时期”这一限定非常重要。对于确定一个人在部落甚至家庭的工作和活动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年龄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假定生产率发达的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人在分工中实际占有的地位，与他与生俱来的地位之间的关联就成为偶然的了，它在给定的“自然”年龄时期（青春期、成熟期，等等）易于改变，这也包括一些“日常”活动的再分配。
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以多种形式使自身对象化。他塑造他的世界（他的直接环境）并以此塑造自身。初看起来，“塑造”是一个过强的术语；我们所做的毕竟不外是把日常生活限定为“长入”一个“既成”世界的过程，即适应于这一世界要求的内在过程。“长入”当然包括作为原因的因素——“使其成长”。”日常”不仅包括我从父亲那里习得的关于生活的基本规范，而且包括我教导我儿子的规范。我本身是他人出生于其中的世界的代理人。我的个人生活经验必定以“使其成长”的方式而起作用，即是说，通过为他们阐释“既成”世界而培育他们：当我把我的世界传递给他人，我是在表达自己对这一世界的体验；当我“传播”我的世界时，我同时也在使曾经占有这个世界的我自身对象化。不仅在教育中，而且在以各种商讨方式所进行的经验（工作经验）传递中，都会产生这种情形——事实上，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是有意识地在树立榜样。在我与日常事件的关系中，在与这一关系相关联的情感中，在我对这一关系的反应中，在日常活动可能的“崩溃”中——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们都在同对象化过程打交道（这里我谈的不是狭义的物质对象化——一件缝纫品，壁炉中的火，一罐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