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动物生活在它的受限制的生活活动框架中，与它的对象处于直接关系之中，而它的对象是生物学地决定的、固定不变的。它的行为受它有能力利用，它能与之发生联系的环境要素的范围所限制。对于它来说，只有少数对象和客观特性有方向性的意义，可以充当它的心灵活动的对象（就我们可以谈论的心灵活动而言，高级物种无疑有心灵活动）。即使那些事关动物的生存的对象，也只有它们的某一部分特性对于动物是有意义的，这些特性传递或“显示”了生物学方面的影响。如马克思所言，动物不仅可以依据其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把行为施加于环境，也可以在环境中为自己定向，但是仅停留在这种程度上。进而，人的“心灵”中的世界“图像”（借用简单反映论的术语）与动物“心灵”中的世界“图像”的差别不是简单的细节丰富程度方面的量的差别：二者的结构不同。动物生活活动具有直接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动物生活活动中，动机（引发行动的动机）与对象（行动所指向的对象）必然重合。因此，对象永远不能独立于实际需要，必须和实际需要融为一体。动物对所感知的环境的体会总是依赖于此时此刻的需要和身体状态，更严格地说，依赖于实际呈现的主客观状态总体的特征——它缺乏客观持续性。那种作为外在于独立于需要的客观事物的世界，对动物而言并不存在，同样，动物自身也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于对象的主体而存在，换言之，动物没有意识。“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92]
如果动机和行为对象直接重合，劳动就不再是作为物质性中介的人类活动。劳动行为不等同于直接满足某个需要，它不是获取在环境中已然存在的适合消费的事物，而是以改变这些事物为目标（通常经过众多中间步骤），因此劳动必然以需要与对象的分离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为前提，并发展这种分离，换言之，劳动预设并发展了意识和自我意识。事实上，具体的人类生产行为得以可能的前提是，目标，即人所欲求的、要生产出来的对象的理想形式，与实际现存的被感受到的对象本身之间的对立和差异。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被目的，被希望实现的客观性所引导和控制时，生产行为才能获得可能性。“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ArtundWeiseseinesTuns）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93]
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由独立于人与它们的关系而存在的现存事物构成的外在的客观实在，对人呈现出来，与之相对，由人的欲望、目的、需要，以及人的内在的理智生活和情感生活构成的主观意识得以形成。劳动本身作为其意向和目的的特性的结果成为连接手和心灵的纽带，劳动产品同时是物理能力和智力能力的对象化。“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Natursystem）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