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不是自然给予的、环境中的事物，而是最初进入生产活动的对象，经由人的物质活动改造和生成的自然物质。因此，具体的、历史性的个人的需要并不指向具有适当的物理、化学等方面属性的事物，而是指向那些本身具备社会—历史特性的产品。甚至人的通常固定不变的“生物学的”需要也在历史过程中改变了“形式和方向”[43]，以至于其具体内容不适于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描述。马克思经常以人的饥饿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他写道：“……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44]
第二，物质再生产的连续过程使得新的需要衍生出来，这些新的需要就起源和内容两方面来说都直接地是社会性的。由于劳动的中介特性，由于人类活动通过作为工具的其他对象的中介作用指向劳动对象，对这样一类产品的社会需求出现了：它们不能被任何个人消费，却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它们使得现有形式的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看来，“生产需要”的动态变化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45]除社会性的生产需要以外，还存在着“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消费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46]无疑，马克思所说的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不仅包括对产品（现在我们称之为经济“基础”的要素）的社会需求，也包括对这样一类对象的社会需要，这类对象的用处“来自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的辨析），例如商品生产者团体对货币这种社会对象的需求。
第三，由于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具体特性，更重要的，由于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自觉性本质，产生了新形式的个人需要（更一般地说，社会认可的行为动机），这些新形式的个人需要——至少就其实际与人相关的内容而言——不能简单地视为由基因决定的生物学需要在人类身上的体现。[47]其中某些需要，如从事有意义的、有目标的、追求成功的活动的需要，与人交往、获得认同的需要，可以作为人的存在的一般特征，虽然它们的“形式和方向”当然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改变的。另一些需要在更狭窄的意义上是历史性的，它们生成于某些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满足中立的科学的好奇心的动机），或者仅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以特定的社会形式出现（例如马克思眼中的宗教需要）。[48]只有新性质的需要和需求在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出现才能解释在物质生产以外（最终与物质生产的规定性相一致）出现的人占有自然和人自身的新模式，新的精神的或心灵的（geistige）生产形式。“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9]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远离固定的生物学限制，而且逐渐失去了片面利用的特性。[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