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则对应着人的能力的积累。“真正‘积累’起来的，但不是作为死的物质，而是作为活的东西‘积累’起来的，是工人的技能，是劳动的发展程度（诚然……每一特定时刻所具有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不仅以工人的技能和能力的形式存在，而且同时存在于这种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并且每天都在更新的物质工具之中）。这是形成出发点的真正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是一定发展进程的结果。”[35]通常我们可以这样说：人只有通过物化的方式才能形成和发展自身的能力。从主体能力的角度考虑，历史上最早生产出来的对象通常是差强人意的——这种生产往往源于“幸运的巧合”，在某种特定环境条件下凭借陈旧的不充分的能力把对象创造出来（这种“巧合”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然发生，但也可以是——在高级阶段——人类主动探索的结果）。唯有通过生产的经常性重复的过程，人才能掌握他自身的活动方式，控制“自身力量的施展”，并发展自身的相关技能，形成统一的能力。[36]
这种新获得的生产能力的客观内容是什么？主体掌握某种生产方法意味着劳动者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活动，把为实现欲求的目标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工具具体结合起来（关于目标和意图的问题见下文）。于是，所形成的能力表现为自然界的某种客观的结合转换为主体的活动。人通过发展新的生产能力，在自己的活动中提升自己，并按照人的行动原则来改变那些并不属于其自身（生物学的）本性的自然法则。劳动（至少就其发达形式而言）“征服自然的力量并迫使它们为人的需要服务……”[37]因此人有能力把范围更广阔的、在原则上无限的自然规律和自然联系转化为人的活动的规则和原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人（借用歌德的比喻）定义为“呼吸着一切自然力（Naturkrfate）”[38]的存在物。
（4）人的每一个行为在其自身中已经预设了存在着一个需要[39]，它决定着这个正在进行的活动。但是在社会再生产的连续历史过程中，需要（needs）[40]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倒转了。
当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历史性地预设一个给定的需要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人的生物学结构决定的，并以它为出发点。尽管如此，我们不应把物质生产理解为指向那些被假定为永恒的、不变的、“自然的”需要的活动（所谓变化，只能表示越来越复杂，因而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安全等含义）。真正指导和决定生产的需要不是那些“原始”的、抽象的生物学需要，而是社会性需要，社会性需要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先前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结果。“……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成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stofflich）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41]唯有通过大量地创造和生产一个新对象，人才能唤起对这个对象的社会性、集体性的需要。[42]
需要的历史性建基于并且取决于劳动作为特殊的人类生命活动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