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当然不能理解为如下正确但空洞无物的断言：人周围的世界留下了先前人类活动的印迹。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指涉人使用已适应人的需求而改造过的人造对象这一事实，而是指涉包含在这一事实中的人与环境关系方面的根本变化：强调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对象发挥作用的特殊方式。当然，所有对象——包括自然对象和人造对象——都可以依据具体场合的需要而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加以运用。我们可以用杯子喝水，也可以投掷杯子打人，还可以用它充当镇纸，甚至可以用来盛蝴蝶。然而，自然对象就其使用方式而言可以说是“中性”的，而作为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产品则不然：在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境中，它们有一种标准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未经过一定的社会规范认可，是不允许随意违背的。杯子是用来喝水的；粗略地说，它是一只杯子，就是因为它的规范的和通常的功能是用来喝水。人类产品存在于一种规范和社会使用规则的网络之中（通常与“习俗”有关），人类产品在这个网络中获得定位和“意义”，这个网络规定了应用人类产品的正确的目标和方式。由于对象是为这种用法而实际制造出来的，为这个目标并且仅为这个目标进行了具体的改造，所以规范可以说已经内含在它的构成机制中。正是就这种意义而言，人造对象是人类能力的对象化：人造对象以物质形式呈现了行为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和方法是每个个体必须“拥有”的（把相应的使用规则内化于心）——至少就他环境中的最一般的要素而言，这样个体才能过一种（对他的社会而言）正常的人类生活。因此不同于自然界，社会生活即使在最简单的形式中也表现出规范的模式，而劳动产品充当了这些规范的物质工具[30]：劳动产品不仅是使用的对象，而且是运用价值的对象。
由于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化的世界中这一事实，人从出生起就面对着通过历史演化形成的、表现为物质形式的人类的能力和需求，整个社会发展历程造成的结果以对象化的形式供他使用，正是基于以上事实，人不能从零开始，而只能从前辈已经到达的位置出发，继续发展。在这个“占有”（Aneignung）人化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社会化的主要维度之一）的过程中，个体把历史创造的、对象化于环境要素中的社会性的需求和能力转化为个体生活的需求和能力——传统的物质—实践转化通过这种方式在社会中得以实现，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得以延续，社会进步由此成为可能。因此，正是作为对象化的人的本质的劳动为历史创造了可能性。“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31]
然而，劳动不仅改变它所指向的对象，也改变劳动主体自身：它不仅变革外部自然，也变革人的本质。“在再生产的行为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培育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发展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发展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2]
（3）如果把创造新的人造对象的历史活动理解为消费产品或商品的方式，则这种创造不仅意味着人把自己的活动拓展到自然界的新领域，从主体的角度说，还意味着人发展了新的活动能力。正如新的消费对象的出现意味着产生了新的使人获得快乐和满足（Genuss）的方式和潜在可能性[33]，同样，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意味着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形成。“对这些力量（即生产力——本书作者注）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