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中介表现为：（1）作为中介性的活动，即先于人类对劳动对象的使用（“消费”）并使之成为可能的生活劳动本身；（2）被人置于人自身与需求的潜在对象之间的、充当人类活动的导体和媒介的劳动工具。[23]动物的劳动工具——即动物的器官[24]——只能通过生物进化的无法控制的漫长过程得以发展和变化，而人本身则利用分离的、独立的对象创造着日益复杂的生产工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述了富兰克林关于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定义。
那么，从对劳动（作为以物质为中介的活动）这种特殊的人类生活活动的界定中，就劳动对象（即自然界）和劳动主体（劳动者，即人）两方面而言，牵涉什么问题？可以推论出什么？
（1）由于这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形式并不是直接利用天然给予的对象满足需求，而是对物质形式的自然物加以改造以适应需求，因此，环境中可以进入人类活动而成为活动对象的事物和材料的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劳动改造事物，使之适合人类消费，从而使可消费的对象的范围得以扩大。另一方面，那些自身即使通过改造也不能被人类消费的对象，可以作为工具应用于生产活动中。于是，在人类社会中，伴随着个体消费（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个体的消费性生产”）并在个体消费之上出现和发展了一种“生产性消费”，即“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以及“原料的消费，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25]。于是，“使用”（use）和“消费”（consumption）这两个在动物生命中无差别的范畴在人类生命中历史性地得到分化；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个体消费对象在人类可以有效使用的对象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缩小。在物质生活中，在生存活动中，人类占有（aneignen）自然的程度不断加深，人类“无机的身体”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历史趋势，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生物学条件的制约越来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