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人的普遍性只是内在于作为特殊人类活动的劳动的一种趋势。如前文所述，哲学上的劳动概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技术性的行动，它表示总是存在于某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类自我转化的物质活动。正是劳动在其历史具体性中的这种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某种历史类型——在每个历史时期，在给定的社会经济形式中决定着通向普遍性的实现形式、程度和限度。马克思明确强调，正是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54]。生产关系不是简单地加速或减速、“促进或阻碍”被假定为不可抗拒的“技术性的”发展过程，而是在总体上确定发展过程得以实现的实际社会条件。首先，正是这个社会生产条件决定了发展方向，发展可以（而且事实上）接受这个方向（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例如，马克思反复指出行会体制的手工业生产发展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不同特性：前者本质上指向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个人产品的艺术风格[55]（并进而引导上文所讨论的发展进入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生产性渠道），而后者以社会财富生产为目标，即通过大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等方法追求价值和使用价值，通常表现为这样一个趋势：无止境地扩张客观生产力，作为代价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56]其次，正是生产关系的现存形式决定了积累的特性和速度（什么可以积累，积累的程度以及由谁积累），并进而决定了生产本身的经济可能性和扩展范围。只有在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在质和量两方面的扩展程度才成为经济运行本身的必要前提。在所有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劳动全面化的长期历史趋势使得劳动仅仅是自发的，并且受到经济组织本身的阻碍：在这些社会形式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机制，它们不仅减缓劳动的主客观因素的发展进步，而且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例如马克思经常讨论的“亚洲停滞”）持续地遏制这种发展进步。[57]“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当作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这种“全面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这些生产方式“都随着财富的发展……没落了”[58]。
人类实现普遍性的历史过程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这个过程表现为人的自然化，即他的“无机身体”的成长，与人的活动相适应的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范围的扩展：人由一种受限制的自然存在物走向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这个过程表现为自然的人化，即“自然限制（Naturschranke）的退却”：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造使得不断拓展的人类物质环境中的要素越来越多地成为先前劳动的产品，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此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作为人类物质活动的生产中得以实现：这种统一不是最初给定的、稳定不变的人类存在的本体论事实，而是在历史进步中并且通过历史进步不断展开的过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durchgefuhrte）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9]因此，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虽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二者可能暂时地、相对地彼此分离和相互对立）。马克思借助“sive”这个符号表示这种统一，这个符号表示相等，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偏爱这个符号：“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60]等等。“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