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这个术语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的话，哲学人类学与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是何关系？不仅在批评马克思的著作和以资产阶级的角度诠释马克思的著作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本书试图以对“人的本质”[2]概念的分析为基础回答这些问题，人的本质的概念，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起着异常突出的作用。
虽然我们的分析首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为基础，但是为了说明我们采用的阐释方法的合理性，我们必须在此阐明我们的观点：这一人的本质的概念以及更广义的人与历史的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形成的哲学概念，但也呈现和延续在马克思晚期的“成熟”作品中。晚期作品确实反对《手稿》对某些问题的具体论述，对最初的论述作出了具体的调整和更正，然而，如果不详细考察那些仅在青年马克思作品中细致讨论和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不可能全面和正确地理解晚期作品。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本质的哲学概念——某些人喜欢称之为“人类学”概念（也许我们可以沿用卢卡奇（GeorgeLukacs）的说法，把与之相关的问题群总称为社会本体论）——割裂开，我们就会陷入不可解的二律背反，这种情况在批评马克思的历史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一方面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被阐释为从人类的“真正本质”中以人类学的方式推演出来的某种道德公理[3]，或者更糟糕地被当作来世信仰或超验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同样频繁地听到这种指斥：马克思把人彻底地消解于历史，把历史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彻底地消解于严格决定的事件、时代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简单的连续性，这使得一切价值都成为相对的，因而不可能对历史现象作出普遍有效的非实用性评判（例如道德评判）。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就是这样理解唯物主义历史概念的，从这个方面说，阿尔都塞（）及其学派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普遍趋势的最新版本之一（无疑也是最合乎逻辑的版本之一）。
这两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在标准的阐释中看起来根本对立，然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这两种方法构成一个统一体，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找并阐释这个统一体的可能性及其内涵。一方面，马克思赋予共产主义社会如下特征：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导致的主客观矛盾通过共产主义社会获得历史—实践性的解决，从这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他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莫泽斯·赫斯（MosesHess））的要点就在于批评从对人类真实永恒本性的考察“推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的企图。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不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的、具备“历史必然性”的“高级”阶段[4]——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社会生活样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因果上的和时间上的继续关系，也是历史哲学的和道德上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史前”的对抗性时代的反面，视之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人类社会发展形式，其根据之一在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将“在最有利于人类本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环境中”实现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以上引文表面上看起来属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事实上出自《资本论》。[5]
我们的观点是，在哲学—“人类学”思想方面，青年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是一个统一体。[6]为了论证此观点，我们不仅要引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文本，在适当场合我们还要诉诸马克思的晚期作品，主要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手稿。
二、人作为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