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实践》杂志的要领在这里没有定义为实践哲学，而是革命思想。“实践派哲学家”的关注中心不是实践而是革命。当然，紧接上述引文的另一段话则表达了不同的意思：“之所以选择‘实践’这一名称，是因为‘实践’这一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概念最确切地表达了上面所说的哲学概念。”但是，原有立场在这里同那一新立场共存，显然缺少一贯性。
把实践哲学“改造”成革命思想，这是“前进”还是“倒退”呢？革命思想是抛弃了实践哲学还是把它包含于自身？或者也许这是两个不同的但可以和平共存的概念？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真的是革命思想，而革命是这一哲学的中心概念，那并不意味着需要把实践概念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清除出去。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是实践哲学的观点并不能简单地判定错了，因为它还停留在半路上，所以不够充分。在这一见解中，人被看作是实践的存在物，而实践是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的最高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是革命——彻底消除自我异化的社会和自我异化的人，实现真正的人道的人类共同体和自由的人。对实践并不是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正因为如此，“革命思想”这一名称本身就比“实践哲学”的称谓优越。当然，问题不只是在于名称。无论我们如何称呼马克思的思想，重要的是考虑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东西：作为革命的实践的可能性。
然而，把马克思的思想解释成实践哲学的缺点并不仅仅在于“实践”的名称，也不仅仅在于（这一点重要得多）它在根据马克思的精神把实践理解为革命上有所动摇。它的另一缺陷包含在“哲学”这一术语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谈到过哲学的“终结”、“克服”、“扬弃”和“实现”，第二国际理论家把这理解为要求简单抛弃或排列一切哲学。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解释相反，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然而，使哲学复归于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本身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并非所有马克思哲学的拥护者都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部分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但是，一般说来，那些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大多数人，都坚持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独立自主性。革命被看作是社会现象，只是在马克思的政治和社会理论范围内探讨革命的问题。哲学则被用来探讨“最一般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哲学是革命思想的见解，意味着彻底抛弃了传统的观点，把哲学和革命置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在这一既是新的又是古老的见解中，哲学不再生活于抽象的一般性领域之中，它首先研究我们时代的基本的可能性（和现实），而这就是革命。从另一方面看，不能把革命只理解为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真正的革命是对人和社会的根本改造，是新的更高的生活方式的实现。在这种意义上说，如果只停留在社会科学或者只停留在某种特殊的哲学学科，诸如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中，就不能理解革命。革命问题是中心的哲学学科——本体论和哲学人本学的中心问题。然而，即使这样说也不够精确。更确切地说，只有那种不划分为各个哲学学科，并且不同社会科学及社会实践相分离的哲学，才能完全理解革命现象。换言之，只有那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的哲学，成为革命思想的哲学，才能真正理解革命现象。这意味着上面提到的《实践》杂志发刊词中的话需要加以修正。我们并不要求那种其本身就是革命思想的哲学，而是需要借助革命思想超越传统的哲学。
这后一种论断也可能重新被错误地理解为实证主义地消灭哲学的要求。然而，没有理由从上面所述得出这一结论。革命思想肯定哲学的存在，并使哲学具体化（成为哲学中本质的东西）。它远不是非哲学的东西，在许多方面它比以往的任何哲学都更为哲学。正因为如此，它就不能仅仅是哲学的东西。
但是，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使我们承认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的解释，或者是他的革命思想的最好的继续，那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思想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相关。相反，似乎今天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已没有任何希望，由此，“革命思想”也就同当代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生活在普遍怀疑和听从命运的时代，一切伟大的革命设想都显得完全不现实（且不说是可笑的）。谁能控制住失控的技术呢？这技术摆脱了理性的控制，走上它自己破坏和摧毁人类生存前提的道路。谁能对付得了那些愚蠢的争吵（同时又是兄弟般团结）的政权以及它们的原子弹、火箭、警察、官僚机构和令人怀疑的国际外交使团呢？难道唯一的出路不是同这些必然的不自由妥协，屈从于它并试图顺应现存的东西吗？或者如果我们“本性上”是不可改变的“乐观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能动主义者”，那么，在我们的“乐观主义”中加上一点“现实主义”的成分，而不是去梦想关于“世界本质”的彻底改变，立志进行反对最大的“不公正”和“不幸”的斗争，力图在可能范围内稍微“减轻”或“缩小”这些不公正和不幸，这不是好事吗？
前不久一位记者问我：“人们越来越经常地用疯狂一词来表达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这里有多少真理性？如果有，难道这不是人对由于物化所造成的屈从的最后反应和反抗吗？”这说明我们时代特征中的大量个人的疯狂在许多情况下的确是对那种叫做“物化”的东西的反抗的标志。这是精神病态的疯狂，它是一个说明人不能同普遍异化的疯狂共处的标志，因而也是对它的激烈“反应”。然而，这种个人疯狂将是唯一的反抗形式，还是人将战胜疯狂，在全球范围内和在人的本质深处把它克服，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说明。革命思想试图揭示这种根本的疯狂以及它同人的可能性的不相称性，并不能预先保证这一任务的成功，更不能确保革命自身的成功。革命思想不只是革命的准备，而且也是革命本身的开始。至少革命向何处去，那已不单单是思想问题了。
（衣俊卿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