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大纲》，532页。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对个人的需要与公共的需要、消费需要与生产需要、必要的需要与奢侈的需要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也构成了一个重要部分（这些分析大多与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有关）。之所以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些辩证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维度之一。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严格地说，“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Natursubjekt）的那种个人的需要”。但是历史发展（在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趋势尤为强劲）使得“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同上书，528页）。例如，“手工业本身并不表现为必然要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相并存，这种农业是把纺、织等等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的。然而，举例来说，如果农业本身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农业或许只有靠输出丝织品才能得到鸟粪。这样，丝织厂就不再是奢侈品的生产部门，而是农业所必要的生产部门了……由于这一原因，便发生了下述现象：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的需要，例如对于那个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同上书，527页）关于个人的消费需要与直接社会性的生产需要的动态互动关系的最复杂的分析，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对工业革命历史过程的分析。
[47] 此处无法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必须指出根本需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的决定性地位。这类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被压迫的生产者阶级（即无产阶级）中发展，但是在现存的社会关系系统的框架内无法满足。例如，“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马克思认为这是工厂的“革命的一面”（《哲学的贫困》，144页）。马克思认为，对普遍性、“流动性”和劳动职能变换的要求被资本主义工厂组织劳动的社会形式所遏制，因为资本主义工厂必然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正是这个事实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绝对的矛盾”（见《资本论》第1卷，第四篇，第十三章，第九节）。马克思对“根本”需要——即被压迫阶级的就其本性和内容渴望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系统的需要——的革命重要性的强调与马克思的一般理论出发点完全一致，他把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与现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确定为革命的终极基础，并把革命阶级本身视为“最强大的生产力”（《哲学的贫困》，174页）。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者的基本社会团体而言，“饥饿革命”的情况已不再流行，在此局面下，马克思的以上思想对于这些国家的激进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疑具备特殊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个问题见对“新劳动阶级”——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最新讨论。
[48] 由于这些需要和需求直接与人的社会性和意识有关，必须在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中思考它们的特性和出现。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49]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4页。
[50] “……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8页）
[51] 《大纲》，99页。
[52] 同上书，712页。
[53]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293页。
[54] 《资本论》第3卷，8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