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关于如何翻译马克思的术语“Bedurfnisse”，存在争议。克拉德指出（《市民社会的辩证法》，108页），马克思本人把“wants”译为“Bedurfnisse”（《资本论》第1页对巴尔本（Barbon）的翻译）。在一般情况下本书沿用“wants”这种译法，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Bedurfnisse”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本质更相符。只有在明显论及个人性和主观意识的要求的语境中，或者马克思著作的英文译本已采用“needs”的译法时，本书才采用“needs”。
[41] 《大纲》，527页。
[42] 劳动与需要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文献研究中经常出现误解的领域之一。例如，科拉科夫斯基（）在论文《卡尔·马克思与真理的经典定义》中写道：“马克思全部认识论思想的出发点在于相信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人类这一物种与其需要的对象的关系……”（科拉科夫斯基：《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42～43页，纽约，果园出版社，1968）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具体特征；这种特殊性不存在于由物种特征决定的、固定不变的人的需要中，而存在于作为人类物质活动的劳动所创造的新需要中。马克思明确强调：唯有生产使人真正成为人类，因此，生产造就了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新需要的产生是历史的第一幕（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0页）。构成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的正是这个事实：“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每次都依赖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尽管目前形态下的羊或狗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同上书，461页）“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1965年手稿片断，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2卷之七，234页，莫斯科，1933）在马克思看来，从需要和消费出发是保守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标志性符号（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格律恩的批判）。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需要视为社会生活中的原始的、非历史性的、固定不变的数据，我们就会倒向相对主义，否认任何形式的历史发展——正如科拉科夫斯基在认识论研究中倒向了不可知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他却把这种立场归于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和一只苍蝇见到的“世界景象”、一切类型的有机生命（包括人）获得的对实在的感性描述拥有同等程度的“真理性”和“真实性”（《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48页）。
[43]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235、596页。
[44] 《大纲》，92页。另见《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10页。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以社会和社会文化规定性的不同来解释进食习惯和规范的广泛差异，这从经验角度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基本个人需要的社会特性的观点，虽然这些需要在今天经常被视为纯生物学的。
[45]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42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文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