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别不仅是两个前后相继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呈现为秩序和价值的差别。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普遍性的自由的存在物，通过他自身的自我活动形成自身，他的方向是不断拓展对自然的掌握，不断拓展普遍性的交往、自主性和意识。人类发展的这个趋势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自我肯定，但是在一般的异化时期，它仅仅抽象地有效，“在自身中”有效，表现为社会进步总体的一个特性。当然，社会进步的抽象和人的类的抽象作为这个趋势的主体和承担者并不是空洞的；它们在对象化和客观化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在它们的发展中有客观的经验性的关联。尽管如此，从先前的历史角度看，它们都是抽象，是“抽象的决定性”，不仅就琐细的逻辑方面的意义而言，而且就（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的意义而言，这是因为，为了把对象化的绵延的历史变化等理解为进步，我们不得不忽略关于它们的最本质性的事实，忽略使它们不是单纯的死的对象，而是人和社会关系的客观化的事实，忽略使它们结合在具体的历史性的个人，即社会生活的终极的真实主体的生活中的事实（连同这个事实的路径和方式）。只有通过历史地和实践地超越异化，人的本质才能成为“对自身”的具体的规定性，才能成为活的个人和他们的真实共同体的特性。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共产主义赢得马克思在道德方面对它的肯定，共产主义使人作为类的自由发展和作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在相互作用中同时成为可能，并进而使人的本质的“适当的”实现成为可能。正是这一点使得人类的“史前史”，即“还不是作为既定的（vorausgeseztes）主体的人的现实的（wirkliche）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Erzeugungsakt）、人的发生的历史”[159]，与人类未来的“真实的”真正的历史区分开。“史前史”是一个贯穿马克思一生全部著作的概念，不能把这个概念理解为一个单纯的隐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起源过程并没有随着智人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的形成，即具备了确定的稳定的鉴别性的生物学—人类学特性而完成。相反，这仅仅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人类起源的起点和基础，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起源从这里才刚刚开始。这种社会性的人类起源是一个“史前”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一方面导致人的物种作为人类、作为整体上相互作用和联系的个人的真正的自觉的统一体出现[160]，另一方面导致具体的全面的多维度的人的个人性的出现，这种个人性真实地呈现在历史地实现的“类”的这个发展阶段中。这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转变现存的异化的社会关系系统，才能实现这个过程。“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gemeinschaftlich）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vermogen）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Allseitigkeit）。”[161]这种背景中的异化不仅是人的本质展开的否定性的前提（如同“尘世的艰辛”是“拯救”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的本质——以一种矛盾的形式——肯定性的形成过程。只有通过异化的时代和异化的机制，纯粹“自然形成的”，局部的和受制约的群体才会解体，一个范围不断扩展的人类交往领域才能展开，这个领域最终将实际包括人类总体（世界市场）。这个过程同时表现为把所有这些个人的规定性（关于他们的生活地位等的特性）——这些因素是在较早的发展阶段中表现为不变的自然特征（虽然它们本身是社会性的）不可摆脱地附着在他们的人格上——转变为分离的形式，外在于他们的社会规定性，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加以改变。[162]无疑这是一个非个人化、“清空自我”的过程，但是唯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为人掌控自身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定性创造主观前提。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只有通过异化的过程，对象化的人的需要和能力作为积极的财富才能出现，这是人的解放的客观前提。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和勇敢正是显示在这个事实中：马克思把异化在历史中最“进步”最积极的方面与异化最明显（也最令人痛恨）的消极方面，在道德上最受谴责的方面，即剥削的无限膨胀直接联系起来。“即使仅仅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资本的生产性，首先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Bedurftigkeit）的劳动。这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更加有利于生产的方式实行并采用这种强迫的。”[163]“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Arbeitsamkeit），由于世世代代（Geschlechter）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Geschlecht）的普遍财产……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Naturbedurftigkeit）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