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这种概括了的革命观的最激进的方式也许是拒绝一切革命思想。其论据是，革命无须思想，因为革命只有作为自发的爆发或集体创造性的迸发才有可能，而绝不可能作为某种事先经过计划和预谋的东西产生。我们可以部分地同意这一观点。在理论上，革命不可能建立在经过计划和预谋的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之上，尽管这种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存秩序的范围之内进行某些较小的改革，但它不能帮助我们推翻或重建整个生活。然而，没有思想是对有计划、有预谋的思想的唯一可能的选择吗？革命没有思想如何可能呢？如果我们抛弃一切思想，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讨论的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呢？
拒绝我们的革命观的另一种方式是接受某些不同的革命概念。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在上述内容中，我们未曾思考过所有可能的革命观，但我们思考了其最重要的类型。其中，哪一种类型才称得上我们所探讨的较好的革命概念呢？
不论这种独特的性质变革是如何被阐述的，一切革命观在本质上都隐藏着一种把社会变革与人的变革分离开来的危险，而且，这种分离将思想和社会行动引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背离真理和革命。顺便说一句，这个论点在斯大林主义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在斯大林主义当中，对自由和人性的压抑被证明为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机构更快发展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既阻挠作为个性发展，又阻挠作为社会结构和机构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这第二种基本的革命观试图只在人类学水平上讨论革命，它必然陷入一种无批判的、表面的、不能解释其自身主要论点和前提的人道主义。这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种真正人道的、非自我异化的社会和人的创造与发展的论点，只有通过对人的概念、异化和非异化之真正的批判分析才能真正被发现，这种分析只有超越哲学人类学的界限才有可能，才能真正被发现。关于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纯粹的人类学概念至多只能达到一种感伤的人道主义，它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感性，而且在社会活动中至多只能为进步的进化主义和改良主义提供基础，而不可能成为革命行动的基础。
因此，对革命思想之各种可能性的研究似乎必然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革命的概念不仅仅是人类学的，也是本体论的，而且不仅是本体论的，也是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革命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概念，因为它并不反映某种特定事物的本质，而且也是关于现存世界之根本变革的可能性的思想。革命还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不仅是哲学的，因为它思考的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且也是作为自我异化的一种特殊活动的哲学。只有这种彻底的革命“概念”才能提供一种摆脱矛盾的方法，其中，关于革命的各种传统的、科学的和哲学的理论都已经失败了；只有这种“概念”才能同时导致彻底的社会行动，才能成为其必然的组成部分，而非外在的指令。
从革命的观点看，即使对这种以哲学—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扩张革命概念的做法没有异议，从哲学的观点看，这一过程就不会受到反对了吗？使哲学局限于对革命的思考得到证明了吗？如果革命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那么一种讨论革命（而且是只讨论革命）的哲学实际上就可能是狭隘的和失败的。然而，如果要求革命去揭示和发展存在的真正本质，那么哲学对存在的思考就能够而且必须思考革命，不仅是在它思考存在时顺便地、附带地思考它，而且恰恰就是思考革命。哲学并未由于成为革命的思想而失去其广度，相反正是通过它而实现了其最伟大的意义，并完全成为关于真理和真正存在的思想。
（郑一明 曲跃厚 译）
[1] 选自南斯拉夫《文汇》杂志1983年第1～2期，发表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