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异议似乎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这看起来毕竟是一种表象。如果我们已经承认革命必然与人有关，我们还能否认它与存在的任何联系吗？正如我们已经多次力图表明的，如果我们试图停留在这一问题的界限之内，如果我们排除了关于意义和各种存在的方式，关于本质和现象，关于时间及其尺度，关于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等“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对“人是什么”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一般来说，人的问题必然与存在的意义问题有关，它表明，如果我们停留在一种哲学人类学的界限之内，“人类学的”问题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换言之，不存在纯粹的人类学的问题、现象或观点（正如同样不存在纯粹的本体论问题一样）。所有人类学问题同时就是本体论问题（反之亦然）。
如果革命的概念是人类学的，如果所有人类学概念同时又是本体论的，那么革命的概念就绝不可能是纯粹的人类学概念。换言之，如果革命和人有某种关系，也就与存在相关。但是，它与存在有什么关系呢？
上述第七个论点认为，革命是一种“宇宙”的变革，即创造一种新质的存在“模式”。应该怎样理解这一点呢？革命在宇宙中，甚或在一般的存在中产生了一种变革吗？它意味着革命也在历史以外和非人的自然界中发生吗？这既不可思，也不可言。
这种在历史中的革命以外必然存在着自然界中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其宇宙论的或本体论的根据或相关物）的观点，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有吸引力的。因此，自然灾变便被当作非人的自然界中的革命被发现了。当我们在描述作为一种宇宙变革的革命时，我们并没有提到这种自然的“革命”。为了弄清革命的宇宙论意义和本体论意义，没有必要在人以外去发现什么革命。
人不仅是一种与许多其他存在并存的特殊存在，也是唯一具有自由创造能力的存在。人作为一种实践的存在，作为一种包含自身并超越全部存在模式的存在，尽管其自身微不足道，稍纵即逝，但对存在的整体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人，世界就不可能与世界、与人相一致。革命对存在整体的重要性，并不是发生在一切自然领域中的某物，确切地说，它是人之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
但是，作为人之存在的革命意味着什么呢？它在存在中的位置如何呢？革命大多被理解为一种过渡的形式。在一种更为庸俗的观点看来，它是权力从一个集团或阶级到另一个集团或阶级的过渡；而在一种更为精细的观点看来，它是社会或人从一种较低形式向较高形式的过渡。在这两种观点看来，革命在本质上是无，是一种独立于其目的的，没有内容、价值或意义的东西，它只是向一种更高的存在形式的过渡，是一种为其目的证明了的手段。这样，它似乎就像一种非存在、一种空虚性、一种存在中的洞穴、一条划分了存在之两种不同真实状态的裂缝。
如果我们回顾那些伟大的历史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这些革命的认识比对某些更长时期的和平的、非革命的进化的认识要多得多。这并不是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颇，而且也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在革命中发生的事件比在非革命时期发生的事件要多得多。革命所以能使人进入一种更高的生活形式，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人在其中发现、创造和实现了新的潜能的创造力旺盛的时代。与那种只是向一种更高的存在形式飞跃的存在相反，革命已经是一种更高的存在形式，是一种把人当作人的创造性活动。革命的终结（包括所谓成功的终结）将意味着创造性的中断，或至多是一种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