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显然，韦伯相信天真的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他受到了尼采的强大影响，就我所知，他只在1920年引用过尼采一次。他相信，就哲学而言，他只是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的一个谦恭接受者。不过他是个哲学家，一个比李凯尔特高明得多的哲学家，尽管他尊敬李凯尔特并接受他的观点。比如，他同意李凯尔特拒绝卢卡奇的执教请求，理由是卢卡奇只写过文章，而没有写过系统的著作。在我看来，马克斯·韦伯的最好著作也是理论文章，当然，是对所讨论的领域有着完全的掌握且出自最坚实的学术精神的文章。
[98] 韦伯的科学与价值的关系的概念不可能在此有限的语境中加以讨论。
[99] 比如，韦伯谈到了古罗马的资本主义，它在帝国时期消失，只是在现代的黎明之时才重新出现。
[100] 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后现代思想家，但也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盛期现代主义者，这取决于阐释者的视角。
[101] 在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时髦战争中，尽管有其正当性，有些人却未能区分不同的理性。
[102] 在德国唯心主义中，“理解”（verstand）与“理智”（vernunft）之间的区别代替了“理性”（ratio）与“知识”（intellect）之间的传统区别。
[103] 韦伯在价值合理性与目标合理性之间所作的区分后来有了各种变化和修正，并且在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学派中被进一步区分为工具理性、实用理性、实际理性、理论理性等。
[104] 韦伯意识到所有行动也都是由情感所激发的。不过，如果依赖于行动的情感动机，就不可能典型地理解行动。行动的情感动机是个人的和独有的，而不是社会的。只有从行动的理性动机出发，人们才能（社会地）理解它们；尽管行动可能是情感性的，但它们都有理性动机。
[105] 不过，他的许多阐释者是这么做的。
[106] 马克思以非常类似的词汇描绘了工厂里的合理化工业生产。工人的工作的合理性被截削了，因为他并不设定目标，他也不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马克思以“异化”来理解被截削过的合理性。
[107] 最小输入、最大输出的经济模式是合理化的原型，不过在韦伯看来，它并不因此就是法律体系和其他制度合理化的原因。
[108] 韦伯也探察到了民主社会中所存在的魅力人格。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治家尽管有可能是魅力型的，但他并不是因为他的魅力人格而被合法化的，他是由法律予以合法化的。
[109] 在此不难探察到一种含混性。韦伯强烈地赞成德国的国家观念（远甚于黑格尔以其对拿破仑的同情所达到的程度），但他的历史现实主义感觉表明，这并不是现在之未来为我们所准备的东西。从这一角度来读韦伯给硕士生所作的演讲《以政治为业》就很有意思。
[110] 在一个地方，韦伯也把色情增加进价值领域。
[111] 正是由于一个重要的误解，哈贝马斯在韦伯的价值领域中增加了一个道德领域。
[112] 大约在这个时候，克尔凯郭尔在德国得到了很好的接受。我通过卢卡奇的个人书信得知，克尔凯郭尔的存在的选择的概念在韦伯的圈子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113] 这也可以作为自传加以理解。韦伯本人面临政治与科学之间的选择，他选择了科学。他并不打算选择宗教，因为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在宗教上“没有乐感”。
[114] 韦伯给予我们这个世纪的教训被丢失了。一个价值领域的内在规则和标准有时必须从其他价值领域的角度加以批判性的考察。这种转换视角并不必然使人逾越边界。比如说，经济领域的某些规则可以从政治、法律或科学领域的角度加以批判，而并不需要对经济领域进行非法的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