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 《大纲》，265页。——这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诠释所依据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的实际文本之一。我们甚至可以同意阿尔都塞的这个观点：不能把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视为“单纯的人的关系”（参考《读资本论》第2卷，102页，巴黎，马斯佩罗）。——如果把人的关系理解为个人之间的短暂易逝的个人接触的话。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写道：“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4卷，123页）进一步说，社会关系变成对象化的和制度化的，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活的统一体”，或者称之为“结构”。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关系具备客观的不可还原的存在性。个人对这些他们的对象化的客观的存在条件的控制越少，这些条件就越成为施加于个人的自主力量，越表现为社会生活和历史中的真正主体。只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类型（即异化）的历史事实，一个必须在实践中否定和克服的事实；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这却成了隐藏在全部历史中的真理（作为一个“没有作者的剧场”——参考上文所引著作，177页），只能通过科学（理论的实践）建立和揭示。马克思认为，消除这些条件和关系的异化特性的可能性——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基于以下事实：这种异化（社会关系脱离所涉及的个体）从来不是彻底的，从来不能消除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从来不能把社会个体还原为既定的生产关系系统中的单纯的“位置”和“功能”（对比阿尔都塞在上文所引文献第156页的论述），“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归根结底只是“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大纲》，706页）。
[141] 这是理解马克思对希腊古典时代（“正常的儿童”）的历史角色的论述的关键。在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短暂时期，出现了这种可能性：一个确定的规模较大的个人群体（“自由民”）在他们的社会和活动中以一种比较自由和和谐的方式拥有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整体历史地创造的人类本质力量和社会文化能力（见《大纲》，110页）。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论述指出了类似的历史现象（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页，纽约，国际出版社，1940）。
[142] 《德意志意识形态》，24页，国际出版社。——对比后来的一段论述：“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大纲》，197页）
[143] “……只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时期，商品才成为财富的基本的原素形式，异化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58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0。译者注：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这段文字出现在第13卷第48页，其中“异化”一词作“转移”）
[144] 《剩余价值理论》，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26卷，第3册，270、2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