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对遗嘱的补充”中，列宁还致力于心理—伦理的分析。在此，他得出结论说，斯大林太粗暴，而且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因此，他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任命另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简言之，较少任性的人替换斯大林。在列宁看来，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一看法显然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处于顶峰时期掌握了极大权力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毋庸置疑，列宁的观察实际上等于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托洛斯基（在1904年）的警告已经得到证明。
这就是列宁面临具体情况时所作的思考。然而，在抽象的理论化水平上，他从未修正那种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伟大人物或多或少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过程，尽管上面引证的对领袖的性格及其相互关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观察与这种观点并不一致。作为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各自观点的简短回顾，最好是引证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在那封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1871年9月17日）中指出：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25]
恩格斯在他给瓦·博尔吉乌斯（/）的信（1894年1月25日）中，以一种更具决定论的方式说：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26]
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则以一种极端的决定论的精神写道：
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情形大致上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假定他在他的党内是个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毕竟不是这个党内唯一的力量。假如他在1793年1月间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了，那么当时一定会有另一个人物来替代他，但事变进程毕竟还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种方向发展下去的。譬如说，吉伦特派在这种场合也会不免要遭受失败；不过，罗伯斯庇尔的党丧失政权也许来得更早一些……
他总结道：“但既然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杰出人物，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27]
无可否认，在自然主义—决定论的图式和经济主义的图式之间的理论拱门中，也存在着一种大的张力，而且，承认领袖的个性可能具有“决定的意义”。我们现在知道，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对斯大林崇拜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解和后来赫鲁晓夫对这种崇拜的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尽管无疑是进步的）批判的结果，这座拱门不久就崩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