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明显地从经济主义决定论转向了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主体的决定作用。这是一个如此彻底的断裂，以致它有时接近而且陷入了唯意志论。
但是，他们的概念不乏任何经济主义和严格的决定论的痕迹。在他们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最一般的理论陈述中，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刻板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图式（尤其是在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展望方面）：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且，列宁从未修正过他在《谁是人民之友》（1894年）一书中表述过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他毫无保留地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原则，揭示了把社会学上升为科学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当一些特殊的现象和事件必须予以解释时，特别是当理论作为一种直接的原则应用于革命行动的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又几乎完全摆脱了那种图式。
实际上，在讨论到俄国的时候，马克思本人时常背离了他自己的经济主义图式。例如，他在1881年写给V.查苏里奇的信中指出，俄国的村社并不一定会沦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牺牲品。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年1月21日）中，他承认了村社发展为一种共产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较高形式的可能性。
作为面对革命实践需要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创造性理论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产生了两个划时代的变革，其主要的倡导者一个是列宁，另一个是托洛茨基。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理论家及领袖们相反，列宁不再强调革命的经济前提和其他客观的前提，而强调一种作为倡导者和即将来临的革命的积极力量的职业革命者的非法和集中的组织。[24]这样，他就使得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非决定论图式摆脱了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前定的、刻板的决定论图式。但是，这种分离在理论上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只是在和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观点（这一观点部分地来源于马克思和帕尔乌斯）的结合中，列宁才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俄国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
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应该注意，托洛茨基最初坚决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的组织。在《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托洛茨基严厉地批判了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雅各宾派的组织概念。托洛茨基写道：“列宁的方法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首先，党的组织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党；接着，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的组织；最后，一个‘领袖’又代替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在他的所谓“遗嘱”（1922年12月24日）和后来的“补充”（1923年1月4日）中，还记得托洛茨基的这个警告吗？撇开托洛茨基同时在建立党内关系（这种关系使他提出1904年的警告成为可能）方面已经作出的许多贡献这一事实不谈，这确是一个恰当的问题。面对死亡的忧惧，列宁写下了些什么呢？他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的几位领导人的个性：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Zinoviev）、加米涅夫（Kamenev）、布哈林（Bukharin）和皮达可夫（Piatakov）。列宁之所以担心党的分裂，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党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列宁告诉我们，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问题在于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