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这两种基本倾向，即图式论的倾向和创造性的倾向之间的争论中，前者在理论上已经失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家的分析已经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绝不是严格平行的，更不必说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之间发展的严格平行了。和我们刚才引用的恩格斯的论断相反，事实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和因素并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换言之，认为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形式都可从物质生产的状况推演而来，是不正确的。同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被证明为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必要条件。而且，当人们试图根据“上层建筑”准确地描述“经济基础”时，他们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也是尽人皆知的。例如，J.普拉米那茨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1954年）中已经证明，“上层建筑”不仅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上层建筑的某些因素同时又代表着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图式的这种刻板的决定论方面，在批判者手中遇到了麻烦。对任何以“铁的必然性”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信仰，都已被证明为一种幻想。简言之，任何认为人只能加速或延缓历史过程的观点都不正确，因其方向和结果在根本上是被决定的。
那些不懂得如何摆脱图式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注定只能讨论一些伪问题和伪难题。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在跨越社会发展一定阶段（这一阶段在图式上已经预见到了）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最为突出的是，这种教条式的探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图式，而当发展采取了一种意外的进程时，又惊讶地对之予以怀疑。历史不可能自然地跨越自身——它只能超越图式论的思想家们。
让我们引证另一种无效的图式论。甚至在今天，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不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一事实中，发现了一个难解之谜：他们不是对其图式感到怀疑，而是对这一事实是“巧合”的结果这种“解释”更为满意。因此，在任何地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即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矛盾结果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规律”（甚至是“自然”规律）倒维护了其地位！而那些迄今在全部社会主义革命中已经实际发生的事情，却被当成了“偶然”（“巧合”）的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最好还是参考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旧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帝国主义国家从它们的殖民地和一些独立国家榨取超额利润，因而能通过产生“工人贵族”和收买工人政治领袖来安抚工人阶级。但是，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促进了那个阶层的不断增长，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究竟是工人贵族还是那些虽然不断减少，但却仍然受到剥削的一部分人代表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其次，即使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那种解释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事实仍然是，它并不意味着与一种刻板的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相吻合。列宁是提供这种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然而，尽管他敢于与托洛茨基一起第一次从管理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贫穷落后的俄国的可能性，但当他试图为这种建立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预言的失败进行解释时，却同样达到了一种诉诸令人难以信服的辩解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