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9]
在《资本论》本身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
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科学的洞见方才由经验看出，各种相互独立经营但在社会分工中当作自然发生的部门而全面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会不断还原为它们的社会比例尺度，因为在劳动产品的偶然不断的交换关系中，它们生产上社会必要的时间，会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而强制贯彻下去，和重力规律在房屋向人头上倾倒的时候一样。[10]
三、对作为社会之具体研究结果的图式论的压制
然而，事实还在于，在他们对各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事件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这种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决定论的图式。面对历史生活的复杂性，理论的图式化必然受到损害。这不仅为他们的一些个别著作的许多篇幅所证明，而且为其全部著作，如《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证明。
我们在此发现，马克思并不倾向于图解两个基本阶级的冲突（如《共产党宣言》中所使用的模式）这些历史现象。例如，根据他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的分析，人们可以发现六种阶级集团；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甚至一共发现了九种阶级集团。而且，马克思经常作出让步，承认国家因素和政治因素一般来说要比他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图式可能推出的因素具有更加独立的作用。我们顺便应该提醒读者的是，这种公式是从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中推导出来的，在这一社会中，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经济优势。然而，与此相反，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却走向了他自己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图式二分法的反面，而且似乎并不排斥这样一种假定，即国家政权代表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之独立的和主要的来源。
在马克思对特殊的历史事件的解释中，即使是最重要的活动家的个人因素也未被忽视。关于这种偶然性，他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1]
与其严格的决定论图式相反，马克思又经常强调，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且，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2]
但是，既然我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一书中已经论述了马克思思想结构中的这种严格的决定论和受到限制的决定论之间的对立，关于这一主题也就无须多费笔墨了。
马克思多次强调，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其他人类活动是互为条件的。例如：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