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和异化的历史制约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异化不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永久因素（一个重视经验的研究者不可能无保留地接受这个形而上学的假设），那就应当设法了解人对于社会、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的自我异化是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同以下所说的情况是同样有根据的，即被一个共同的词所指的“自我异化”的这些现象并不经常自己表现出来，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才有集中的表现，或者，即使在同一时期中，也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而且只是在这些环境里，才表现得更为强烈。为什么呢？如果不提出这些问题，不去回答它们，那么在这方面的任何探讨，都将是不充分的，甚至按照科学性标准衡量往往是会归于失败的。这样，到此业已说明了的两种类型的异化之间的关系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个人和整个社会集团（比如青年、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等）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还应考虑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一般发生在这些个人和集团觉得现存的社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然而不能令人满意的（广义的）社会关系，一般是这些关系自然发展的结果，即客观异化的结果。这里，客观异化总是首要的，正是通过它，才开始了变化的进程，这个变化进程，在某个时候，必然导致各种形式的主观异化。了解这种实际存在的关系，比寻找“异化”一词的共同基础更为重要。为了寻求反异化行动的可能性，这样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6）我们可以大胆地肯定，马克思之所以研究异化问题，其主要目的是寻求如何超越异化——消灭异化。的确，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决不仅仅是诊断社会弊病，而是为了治疗和预防社会弊病。在这样的基础上，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总前提才能描绘出来。
既然我们刚才谈到对社会弊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看法。这个看法虽然不是来自马克思，却有可能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进一步研究作好准备。这个看法就是：在一切异化和社会弊病之间画等号是错误的。社会的“善”或“恶”显然是一种判断的形式，而一切判断都有其所依据的相应的体系。对什么是社会的“善”、什么是社会的“恶”的判断不是绝对的，而是与一定的阶级利益、与其他的利益相对而言的。例如，（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说）工人阶级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就决不是社会的弊病，而是正常的现象。就一切革命态度来说也是这样，这种革命态度包含着对产生社会弊端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异化；这种异化按逻辑来讲是对社会弊端的否定，但这种异化不能被看作是社会的弊端。我们常常设想我们接受了一种价值体系，以之作为我们的判断的依据。很明显，这个体系一旦发生变化，判断也就发生了变化。不管怎么说，从定义上就把异化与社会弊端说成是一回事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回到消灭异化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同异化的历史特点紧密联系的：如果异化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永久属性，人们就不可能超越它。但是，异化是由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孕育的，正如只有客观化是每一种社会形式里的必然现象，所以在消除这些条件以后消灭异化是能够实现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产物，那么在这个社会里，要消灭异化，就必然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分工。这后一个行动的结果，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即生产者自由联系起来的社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对共产主义的看法，而是在当时具体条件下，他是怎样领会异化和消灭异化这两种现象的。
二、异化和物化
这里我们集中论述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著作中的物化概念；第二，卢卡奇著作中的物化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