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一切选择的情况下一样，决定是由一定的个人最后作出的。任何别人不可能代替他作决定。别人只能引证“赞成”和“反对”的论据，以及评论这个人在当时情况下准备采取的行动，帮助他作出决定。
这并不免除任何人必须进行选择，也不免除他在将要作出的选择中所承担的道德责任。然而这却是一种实际帮助，它进一步把个人孤独的存在主义的解释的实质搞明白了。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个人无可争辩地是单独的：他要独自作出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作决定并替他承担责任。这就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艰苦经验，有时，个人遭受了挫折，有时，如果他不能从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甚至只能以悲剧告终。但是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孤独和“注定要选择”与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是没有类似之处的。这只是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个人问题在具有社会性质的价值体系和许多个人的范围内活动着，个人在选择时的内心考虑，同时受到社会性的推理压力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就不是孤立的，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孤独的。
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遇到或者采取行为（出于纪律感）或者抗拒这种行为（出于认为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主观感觉）的矛盾，从而要进行选择并引起了责任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也只能这样说：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般的和普遍的解决办法。“说教者”的解决办法宣称总应让道德重于政治；这是对这种冲突的性质的严重误解，实际上在这种冲突里各方面都体现了道德责任感。这样的解决，只能是一些脱离战斗团体而置身于团体之外的人的说教。反之，如果是一些感到我们所谈的这种冲突乃出于团体内部、出于组织内部的冲突的人，他们又是这种组织的不只是形式上的成员，我们就只能劝他们具体地研究每个冲突的性质，考虑这个战斗团体的统一和团结在实现其目标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一种预想已经包括在这个方向里，它同样也属于道德的性质：即遇到怀疑时，团体统一的利益比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人利益重要得多，因之应为“最高利益”放弃个人的抵抗。但这只是一种预想，而不是问题的最后解决，最后的解决只能取决于他本人。如果对情况的各方面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如果考虑过必须重视集体利益的纪律和优先地位的各种论据，有人还主观地相信所要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不正确和有害，将危及团体的根本目的，他的道德责任感就要求他在这种具体场合脱离他的团体，按照他的良心行事。在这种场合里个人是真正“注定了”要选择，并且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经验表明：公共舆论也好，团体的意见也好，都不能将个人从这种道德责任感中解脱出来（甚至就像X或Y那样公众闻名的人，也没有为个人利益而这样或那样行动，因为他认为团体的团结如此要求于他）。
我想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明这件事，对于和我有同样看法的人，这种例子该是更有说服力些，这个例子或问题说得特别清楚，即在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创始者的例子。
可能在这方面出现，并一再实际出现的冲突，是出现于纪律和追求真理之间的冲突。人们常以此为耻，不谈这个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合乎人情的，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人们可以更好地指出不发生这样的情况倒完全是不合人情的。只有对“万无一失的个人”的个人迷信才不承认这种情况，这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它的奠基人，宣称在方法上怀疑论是首要的原则：对一切都要怀疑一下。新的情况尤其在于人们谴责了这种迷信政策，揭露出这种迷信的有害后果，指出其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在过去，对科学或艺术真理高于其他方面这个如此正确的原则违反得愈严重，则这种思想愈深入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避而不谈，也不宜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