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来吧：我们说过，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质的理论是真实的，这就产生了一定的过程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说，我们服从着这种客观必然性的作用，那么，作为个人，我们就没自由了呢？再说一次，一切决定于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决定于我们对于谈到的这个问题所采取的一些假设。在这里有两个假设起着主要的作用。
有人宣称：只有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就从这个学说开始吧。这就是那些认为如果承认规律及从而产生的发展必然性，就失去了自由的人们所提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人，甚至是历史规律具有客观性的学说的最热烈的维护者，也没有说这些规律预定了一切人的决定和行为（虽说这些规律对此是有影响的）；不论在什么场合，他也没有主张人的一切决定和一切行为都由这些规律所决定。一般而言，只应指出：主张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学说，只主张对历史进程的结果的信心，而不是关于人的行动的自由。人的行动可以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是与发展的客观趋势相反的。那些抱怨如果存在着历史规律，他们的自由就可能受限制或甚至被取消的人，实际上他们抱怨的不是他们行动的不自由，而是不能以他们的行动取得随心所欲的结果。但是这已不再属于个人自由的问题，而是放任主义者表达得极模糊的那种遗憾。如果某人真的认为社会进程没有屈从于他的意志，他就不自由了，那就只能怪他自己用了错误的、非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观点就被引进了这样一个假设：人只有在绝对自由时，也就是说，只有在没有任何东西影响他的决定、限制他的决定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在社会进程及其结果都符合他的意志的情况下，他才是自由的。只要认清这种或这类假设的内容（这种内容通常是掩藏在笼统而含混的公式的暧昧之下的），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无根据，尤其是把自由这个概念牵扯到放任主义上的时候。
使我们感兴趣的态度还涉及另一种假设：即历史必然性脱离人的活动，它的表现与人的行动无关。这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观点，这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学说的主张者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反之，它却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进了误解的死胡同。
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把历史必然性理解为一种不是脱离人或与人无关的，而是——相反地——通过人而起作用的活动力量。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是人的行为和决定是受着环绕着人的条件和由这些条件引起的需要的影响的。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脱离人或与人无关而发生；因此在发生的事物中没有任何神秘。仅仅是生产方式和其他社会现象的改变引起了一定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愿望和活动。很明显，那些利益受到这种发展的威胁的人，在看法上和行动上必将成为这种发展的敌对者。不仅物质利益影响人的态度，事情还变得更复杂了：在客观上对发展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人群中，其态度是不一样的。证明是：在资产阶级中也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家，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反革命分子。按人的阶级出身而天真地预测人的态度，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幼稚病。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在社会问题上宣扬决定论观点的人，这类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操心的，当然，如果不是有意把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决定论加以庸俗化的话。
我们只是说，人是在各种刺激物和各种方式的影响之下活动着。然而某些刺激物是如此有力，以致服从这种刺激物的人数愈来愈多。我们称之为必然性的东西，正是无数人类行为的统计上的总和，在这些行为中某一种类型的态度和活动终于取得了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