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当意识形态使用纯粹的精神手段时，它也不是通过合理的论证发生作用的，而是通过口号、感情、权威、习惯、愿望、偏见、奇闻逸事和成见等发生作用的。社会意识的存在受意识形态规律的支配。认为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即精神智慧能够实现统治，到那时社会意识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在万里晴空中自由驰骋，这种看法是荒诞的。不过，当这个幻想在社会生活中为传播理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不但没有什么害处反而有所裨益；但是，当人们开始宣布精神智慧的统治已初步实现，纯粹的理性已登上尘世的王位并且掌管着国家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危险的神话。
这就是说，“科学的意识形态”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逐渐成为绝对的独裁者：我们有科学的外交政策、有以科学为指导的绘画和音乐、有用科学方式建立起来的可爱的祖国——总之一句话，有一个奇异的“太阳王国”。
经验告诉我们，在科学上自命不凡的意识形态的官僚们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在某些生活领域里特别具有侵犯性。我们不想进一步讨论是否可能和怎样才能在社会现实中限制意识形态的活动；科学思想是否能够和怎样才能够对意识形态发生影响；“科学的世界观”这种提法是否有意义（依我看这种提法也许很有意义）。我们相信“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只能在那无限遥远的未来，而历史预言家的最深邃的目光对它暂时也只能望尘莫及。大家知道，由于“理性最终必定取得胜利”，一切进步的运动都曾盼望取得成就，而这种长久以来的期望，已被根本无视这些期望的历史波涛相继吞没。这样就在天真的理性主义者面前呈现出一幅可笑的世界图景：庆贺最荒谬的事情获得最光辉的胜利。
尽管以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启蒙运动取得了各种进步，但是那些荒谬的事情，如种族仇视、民族主义、宗教思想、好战情绪等，却顽固地反抗这些进步，这自然使人们感到惊讶和惋惜。但是，对历史规律感到惊讶只表明人们对历史规律不了解，并且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理性思维为战胜强盗式的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取得的胜利却很微小。因此，对于热衷这种胜利的人来说，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到有一定可能战胜意识形态的那些领域上。我们认为，在精神科学的领域中确实有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自马克思以来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马克思不像孔德那样满足于从科学中排除形而上学，而是去分析意识形态压抑思想的过程，把这种过程看作是社会冲突的结果。马克思曾经希望迅速消除意识形态对思想的压抑，这个希望没有实现，这种情况并未降低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意义。因此，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有效地为研究自身的历史作出了贡献。
当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时，我们完全不需要因此就放弃社会主义。但是，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也像物理学的定律一样，已证明是无可争辩的，那就太幼稚了。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相比前景完全不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以重要的、牢固的前提为基础的，然而，高度赞扬和评价社会主义，确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这都是意识形态的活动。这也确实是一种孤注一掷的举动，是实际的冒险，确信社会主义的成果在科学上是绝对可靠的，这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评判，是一种故弄玄虚的辩护。认为社会主义具有必然性这一预言是完全科学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活动，不过，科学要摆脱意识形态的经常的威胁，虽然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最近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出现了倒退，但我们认为科学将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波兰，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压抑已被消除；意识形态对艺术创作的压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活动能够再也不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了，不承认意识形态的激励作用是荒谬的。可是意识形态的激励不是别的，恰恰是政治组织的领导。在这个意义上说，回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艺术生活的组织制度），在波兰似乎是不可能的。
期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只是以这种形态出现的）不要去奢望代替科学的认识，这是合理的；反之，期望出现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或期望消灭意识形态，则是不合理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才会放弃自己的奢望，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也可能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来自科学。几百年来，科学知识反对基督教意识形态统治的斗争已经表明，这种斗争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并且能够迫使意识形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奢望，虽然它是不情愿的、被迫的。
但是，历史在加速地前进。可以期待，在现今的形势下，类似的过程将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了。
（俞长彬 钱学敏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