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科学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要求的正是不依赖于政治需要的、由社会来进行检验的原则，即要求客观主义的原则、修正主义的原则、永恒的批判以及经常不断地对一切可能出现的观点加以比较的原则。因此，意识形态的活动和科学的活动总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决不会由于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就能从世界上消除，因为善良的愿望不能脱离社会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变为僵死的官方条文，这不是像忏悔中的罪孽一样，通过“虔诚的赎罪愿望”就能克服的一种“错误”。
根本不存在什么“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任务相符合的，并且有效地实现了历史赋予它的作用。可是，对整个科学活动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必然的后果。政治生活也是一样，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错误”，而是运用了与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正好相适应的制度和方法，因为斯大林主义没犯什么错误，它的行动是很有成效的，总的来看，它只不过是采取了一些无效的、错误的措施。
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有组织的运动有一天会停止它的集体活动。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会放弃意识形态上的黏合剂（zement），这种黏合剂之所以牢固，是因为它没有经受过理性的检验，而理性的检验将引入非一体化的成分。人们必须估计到这样一个自然的事实，任何一种组织上的“关门”过程，都是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凡是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的一切地方，就必定要对科学思想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同样是独有的），科学思想实际上不可能全部都转化为意识形态。从科学中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不会放弃科学的外衣，这种外衣反过来又影响着意识形态。这样，在意识形态中便不断出现科学传统的痕迹，而这种传统是决不会消失的。在已经变成神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依然代代相传，继承下来；虽然它的界限很难确定，但总是和这种学说的来源分不开。所以，尽管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能够发挥理智的影响，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具有科学价值的科学传统混杂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有两种后果：它既起着破坏性的影响，也播下了科学的种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分成两股彼此截然对立的力量（其中一股力量通过理性的方法发挥着作用，另一股力量则凭借意识形态的压力发挥作用），而总是同时通过两种方式发挥着它的作用，这两种方式虽然相互对立，但毕竟很难把它们分开，意识形态的活动具有特殊的作用方式，包含抽象的理性思维的价值，它自然也就能产生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和成果，因此，理性思维往往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同意识形态的结合，其实，正是意识形态使理性思维的成果导致毁灭。
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特殊矛盾，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引起了许多错觉：一种错觉就是以为有一种无错误的理性，它制造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和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神话，并且通过绝对可靠的科学成就来证明这种神话的正确性；另一种错觉则是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活动中，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内部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变成了神话；因此，意识形态的神话总是不得不背上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科学包袱。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离不开其内在的本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双方互相对立，同时又互为存在的条件。如果说科学曾经变成了意识形态，那么反之，意识形态终究是无法变成科学的，因为意识形态自愿地（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必然的）崇拜一个与科学格格不入的神，并且成为意识形态本身活动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