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对马克思的这段陈述，特别是对其中所包含的世界革命的要求作出分析，列宁后来的论点，即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条件下不一定非要在全世界同时爆发，它甚至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开始，并未取消这一要求，仅是对它作了改动。这段话中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个论断：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是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以便不造成“贫穷的普遍化”）和社会成员具有相应的文化发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只能依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了利用这种生产力，需要驾驭这种生产力的人具有高度的文化。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反复强调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13]中明确指出，不能任意超越社会的客观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像是对那些尚缺少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客观前提而匆忙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方敲了一次警钟。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这些话理解为一种要求有“革命耐心”的呼吁，即使当政权看来是唾手可得时。也就是说，问题在于，领导革命斗争的党，特别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对今天推翻有产阶级负有责任，而且也要对此后的日子负责，在这段时间里，必须顶住反革命势力的压力，维持住政权，最后也要对形成和发展新型社会制度的长远未来负责。因而，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个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客观条件的国家里，人们必须本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放弃建立社会主义的行动，尽管旧制度崩溃后的混乱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可能掌握政权。而这一点显然同进行另一种形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不矛盾（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不仅有第三世界新兴的国家，而且有一些在尚不够发达的欧洲国家中由于专制主义崩溃而产生的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些国家里，需要为形式上取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明天和后天负责，要防患于未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通常指出，当社会主义不具有相应的物质和社会基础时，或者当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困难引起群众的不满并从而使反革命势力有机可乘时，有出现武装的反革命的危险。这无疑是一种在政治估量中必须考虑到的危险。然而，在此我想把注意力集中于一种在文献中被默默略过的现象，尽管我们在政治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占有充分的材料，能够详尽地研究这个问题：我指的是和平的反革命这种现象，它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同样是一种威胁，如果这个革命不以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业已成熟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话。
对于这样一种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有极好的，尽管至今尚未被充分运用的工具——异化理论。
然而首先必须澄清某种误解，这种误解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特殊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说“异化理论”，我们指的是同存在主义文献对这个表述的理解全然不同的概念，尽管这些文献——在它的法文版本中——标榜是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造成这种误解的首先是那些由于其学说的曲折遭遇而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否定它的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然而这一理论不仅存在着，它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柱。政治异化理论是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
